舒乙: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

舒 乙: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

愿你像一棵小野花,在大自然里成长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 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次,我正在她的书屋兼卧室和她聊天,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姓张,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省,是少数民族。据这对夫妇介绍,小女孩会画画,擅画小鸡,得过不少奖,有一份获奖清单,在报刊上有过许多报导,并说现在有许多孩子都嫉妒她。冰心老人听到这儿立刻不高兴了。她指着站在她书桌跟前的小女孩说:“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旁叫人用的电按钮,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哎呀,多么天真可爱!多可爱的小人儿!会画画,一定很招别人爱的;可是,却遭嫉妒,那都是父母坑的!”她提起笔来,给小女孩写了几个字:

“愿你像一棵小野花,在大自然里成长”。

她忍不住了,劝这对夫妻马上停止这种展览式的周游,赶快回家去。父母到处吹捧一定会导致别人的嫉妒,这是父母的过。

她还说,其实许多人是不懂得怎样做父母的。

民主党派千万别装样子当摆饰,要能踏踏实实地参政议政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釀了很久,1987年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纷纷寄到冰心先生家中,持续了半年之多,反映之热远胜过当年的《寄小读者》。老人认真地读了每一封,有老师们的,有孩子们的,有家长们的。有的孩子在信中问她:“您说说,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老人苦笑:“我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是去问当地领导吧!”。她郑重地保留了这些信,最后整整装了一大麻袋,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将它们装在一个平柜里展出,塞得滿滿的,极为壮观。

冰心老人八十岁以后因轻度脑血栓摔坏了腿,治癒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她阅读的范围极广,报纸是每天必读的,文学杂志每刊都看,知道几乎所有的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读《诗经》,读《易经》,看海军方面的专著,看中外哲学书,看外国的和中国古典名著。而且看了就要说话。比如,看了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马上就反问:真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吗?可信吗?比如,看了有关民主党派的消息就说,民主党派千万别装样子当摆饰,更不是傀儡,要能踏踏实实地参政议政。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老舍先生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兴高采烈,情绪很高,热情地和前来的老朋友们问安打招呼,被围观的观众簇拥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并常有风趣的揷话。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嚎啕,吓得在场的组织者推起她的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抱上汽车,还在哭,飞快地开,开回家。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等来人走后,她解释说:“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对把稿费捐给谁,冰心先生思考了很久,一开始她要捐给散文奖和儿童文学奖,这两种文体是她的强项,也是她最关心的,捐给这两个奖作基金,对奖掖后来人,繁荣这两项文学事业的创作有好处;但是,后来,她改了主意,问为什么,回答说:“奖给谁,恐怕我作不了主,还是给文学馆吧”。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五四者,科学、民主也

罗隆基是吴文藻先生的同学,解放后曾代表“民盟”要冰心先生加入“民盟”,她不入,认为那里搞政治的人比较多,后来她加入了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等人主持的“民进”党,因为“民进”中教师多。罗隆基又来问,答已加入“民进”。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冰心先生非常坦爽地评价她的上代、同代和下代作家同行们,毫不隐讳,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还有很反感的。我记得,他对我说过纳兰性德、黄遵宪、龚自珍、王国维、鲁迅、胡适、周作人、巴金、老舍、茅盾、曹禺、杨振声、陈衡哲、郁达夫、沈从文、丁玲、沙汀、凌叔华、袁昌英、周扬、叶圣陶、萧乾、徐志摩、戴望舒、熊式一、杨沬、王统照、李广田、宗璞、臧克家、赵清阁、草明、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张贤亮、铁凝、琼瑶、三毛等等。她让孩子们叫伯伯的有两位:舒伯伯(老舍)、罗伯伯(罗常培),叫舅舅和叔叔的有三位,李叔叔(巴金)、饼干舅舅(萧乾)和赵叔叔(赵朴初)。

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三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剩下杀头了,谁还要杀我的头呢,我都这么老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权,权过于集中,过于大,不是好事,是坏事,会走向反面。解放初,我们认为一切都很好,包括大跃进等等,好得很,但越来越不行,可见,权过于集中过于大是件坏事,才三十几年就搞成‘文革’那个样子,还搞什么“引蛇出洞”,太不像话。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能让人走向反面。”“有人生前不得了,死后却被人骂;有人生前很冷,死后却名声很大。对曹操,对诸葛亮,人民自有评说,几千年不变。总之,还是那两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人民写的。”

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

冰心先生常说:“透明度越差,明智度也越差,成正比。”

周扬重病时,冰心老人去看过他两次,之后,说:“以后不去了”。吴文藻先生重病住院,有痰,呼吸困难,切了喉管插上呼吸器,头上到处是管子,看了很难受,冰心先生心痛之极,但又不能说不,只是说:“如果轮到我自己,我就要求安乐死。”

“是因为太难受吗?”

“不,因为已经没希望,绝对没希望了。”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作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

如孟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这是冰心先生晚年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评价,这种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是极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一再重复,而且公开地讲。她说她的作品现在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如前所述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越写越短,短到甚至一篇文章只有一百多字。

冰心先生说她早年文字有的许多修辞是自己发明的,在别人看来很新颖,或许很难懂,甚至有些奥秘,句子一般也比较长。她说现在写东西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了即可,平舖直叙,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

冰心先生眼睛很好,多小的字都能看,而且看得仔细。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她由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认真读了一遍。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教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兰或有小碎花,着布鞋。一次正在家里拍电视,她突然叫停,指着根本拍不着的窗帘说,请把搭在暖气片的一角整理一下,要摆正。我于九十年代初在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找到了冰心先生早年的旧居(原14号),这是她少女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此成名,先后住了十六年。我带了个电视小分队去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录像给冰心先生看。冰心先生大为高兴,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家在哪里?》,说她一生住过许许多多地方,能在高龄时进入她的梦乡的偏偏是这座院子,可见这才是她的“家”。哪知道,录像放着放着,她又突然叫停,说不看了,为什么?只因看着心痛,说现在的居民怎么可以把房子住得这么脏,这么乱,太不像样子,简直惨不忍睹,不看了不看了。那个院子现在住了不止一户人家,还搭了小厨房,从不修缮又疏于打扫,显得脏乱不堪,叫她老人家看不下去。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即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角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度不减,一付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

实际上,冰心先生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她外表很慈祥,很温柔,从不说什么过于的严厉的话,而且爱说爱笑,生性活泼,高兴起来像个“人来疯”,很容易接近,很容易让别人敞开心扉,但她内心是很刚毅的,倒像个男的,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说“我怎么向巴金先生交待”,还一直找到负责宣传的主管,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要着女装,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粧,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粧,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

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装,是干活能手,什么活都干,头上有三根簪,一前二后,银的,很长,可以当尖刀使,便于防身,叫“三把簪”。冰心小时候,有一回,一位福建大嫂来冰心父亲的花园挑糞和赏花,竟将孩子生在了花园里。大嫂自己咬断了脐带,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也忙坏了,连忙为她找来热水和干净的旧衣服。她将孩子包好之后,梱在扁担上自己挑回了家。冰心先生说:我走遍全世界,美洲、欧洲、亚洲,福建女人最美!

年轻的母亲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冰心先生在福建的时间很短,生下来之后的七个月和十一岁以后,这次也不到两年,连她曾祖父的老家长乐县的横岭村也没去过,所以她自己说,她对福建知道得并不多。会听福建话,但不会说。但她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心中常常惦记着福建乡亲们的安康,哪遭灾,哪发水,都马上要捐钱捐物。我有一次去看她,发现家里只有她和女婿陈恕的大姐陈玙两人。见我来了,立刻吩咐大姐快出去,(我们大家都跟着一起叫她“大姐”,连冰心先生自己也这么叫),问干什么,说福建发大水,恰好刚收了一笔稿费,请大姐赶快上邮局寄去救灾。大姐在冰心身旁帮了大忙,晚上在另一张床上陪她睡,白天就在她身旁忙里忙外,情同手足,冰心永远都在誇她。大姐却只抿着嘴笑笑,话很少。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遇见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阵亡通知书一类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因脐带消毒不好,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的家门口。因为没有牵掛,冰心母亲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公公看在眼里,派冰心的两名年纪较大的堂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以防不测。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口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另一段故事是“来远号”上的故事,父亲在“来远号”上当差,是枪炮二副,海战打响之后,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也在舰上当水手,日军的炮弹打过来,把他的肚子炸破,肠子飞到军舰的烟筒上,贴在那里,战后,同志们把那烤焦的肠子由烟筒上撕下来,塞入屍体内埋葬了他。

她过去上过一切带“海”字的军舰

1993年冰心先生开始准备写甲午之战,对我说要写一部“大作品“,这让我大吃一惊,知道她越写越短,怎么突然又要写一个“大作品”,她说要纪念甲午之战一百年。她估计大概只有她能写,只有她知道那么多真实细节。她桌上有大本的海军参考书,还专门请海军军官到家里来,搞调查。她爱海军,爱看海军行礼,爱看海军军服,爱看描写海的书。她过去上过一切带“海”字的军舰。在还向海军军官借来的书的时候,她赠给这位军官一幅字,上有两句描写水仙的诗:“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真欲托微波”。名是写水仙,实际放在海军身上也很合适,非常巧妙。冰心老人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写了这首诗之后,余兴未尽,拿起铅笔又在日历纸的背面默写了另一首咏花的诗,说这首也好:”十里散香苏地脉,万花低首避天人,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由1991年准备起到1993年动手写甲午之战,前前后后写了半年的样子。多次起头,多次大哭,多次搁笔。我有两次看见她眼睛红红的,问大姐怎么回事,悄悄回答说,昨天大哭过,今天又哭过,刚刚止住。为什么?冰心先生只回答三个字:恨死了!气死了!

她是说她恨死日本军国主义,恨死日本侵略者,想起来就生气。

就这样,后来,冰心先生身体不适,频频住院,一部大作品就此流产,只留下了很少的草稿片断。

一个真人!真人才有这样火热的情感,真人才有这样强烈的激愤,真人才有这样不可压抑的袒露。

冰心老人知道许多海军将领的事情,背得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在的舰艇名字。最经常提到的是萨镇冰将军,中国近代海军统帅。她父亲谢葆璋先生是萨镇冰将军的同事,当过他的副手,知道萨氏非常多的事情。她写过一篇《记萨镇冰先生》的文章,后来一直想写一部大的详传,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也未如愿,是她的另外一个想写海军的遗憾。她还经常提到张伯龄和黎元洪的名字,这二位都是谢葆璋先生在天津水师学堂一块学习的同班同学,后来二位在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张伯龄学驾驶,黎元洪学轮机,谢葆璋学枪炮。一般聪明的学驾驶,笨的学轮机。驾驶的工作在船的上面,而学轮机的工作在下面。所以,遇到海军学校的,一般都会先问是学驾驶的还是学轮机的。张伯龄在重庆的时候,和冰心先生同是参议员,有一次他搂着冰心的肩高兴地对旁人说(用一口天津官话):“塔(她)的父亲是我同搬(班)”。冰心先生最爱学张伯龄先生说的三句话是:“今儿难楷(今南开)枕难楷(真难开)缺介个”(缺这个)。说到最后一句,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一个圆圈,意思是钱,言缺钱。冰心先生说,凭这句话,张先生一辈子募集到了许多钱来办教育,为中国人自己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冰心先生还认识许多福建藉的先辈名人,但她说她恐怕没见过严复和林纾。

日本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

冰心先生由父亲、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刚毅的性格,使她一生挺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也创造了几个“第一”。早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她是第一个走上文坛的女大学生,那时她刚好十八岁,正读大学一年级,接着她发表了新诗集《繁星》、《春水》。在燕京女校,周作人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繁星》、《超人》,他的学生,一位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周先生不知道她就是冰心,她自己在学校也从不用冰心的名字。由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教书,当讲师,是“小字辈”,她的同事全是她的老师,她被称为“婴儿”,开教授会的时候,她自己老坐在门口,但学生们喜欢她,她的年龄和他们相仿。凡是南方学生,广东来的,福建来的,都塞给她,冰心先生教他们说北京话。她小时候和保姆们学的北方绕口令此时派上了用场:“妞妞爱吃豆,吃什么豆,吃红豆,什么红,高粱红,什么高,年糕粘,什么粘,臭胶粘……全班笑得一团。她从来不出一般的作文题,如“我的父亲”等等,而是,譬如让学生们自己去编一本杂志,一定要别出心裁。1945年以后跟吴文藻先生到日本去,当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是东大的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讲古典的反战诗歌。中国诗歌中没有歌颂战争的,都是讲边塞苦的,苏武牧羊之类,特别强调反战,把这些编成一门课,讲给日本学生听,还有讲义,可惜已经遗失。

冰心先生虽然出身并不寒苦,但一生也有各式各样的关坎和磨难。她小时候多病,由母亲那儿遗传下来一种支气管血管扩张性出血的毛病,常常大口吐血。在美国留学时犯得很严重,孤身一人躺在床上,静养,加上想家,十分郁闷。从此养成了怕热喜冷的习惯,在美国医院里,冬天开窗睡觉,空气清新,室外零下摄氏18度,醒来时嘴上往往有冰碴儿,但她挺了过来,顺利复读而且取得学位。在重庆,吴文藻先生重病,送至医院,高烧十三天,脉搏只跳三十六下,奄奄一息,冰心先生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里里外外,镇静对待,做了最坏的准备,终于转危为安,她自己后来把这段历险记写进了文章,称为“命悬一线的万幸”。女孩子到了恋爱年龄也是人生一大关口,尤其是对冰心这种成名很早的女孩,走到哪儿都被崇拜,被包围,被当作议论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处理不当会有很大的危险。冰心自己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对付。她收到的情书多得不得了。一般男同学写信第一封是谈作品,第二封是谈哲学,第三封是谈爱情。所以不能回信。如果是在家里,看都不看就交给母亲,如果是在学校,也是看都不看就交给女部训育主任。但是,有一条,绝不当面去揭露或有意给对方下不来台,一定不去伤害他。如果当面问起来,就客气地说,下次不要写了。所以冰心的男朋友最多。她的哲学是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对交男朋友的确很慎重。她弟弟的育英学校男同学曾对弟弟说,你姐姐真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熬过了“文革”

“冰心”这个笔名,表面看是出自“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典故,含意也很不错,但冰心自己说,恰是那个冷若冰霜的意思。文人一般都很有才有情有趣,但不可以太风流,太过多情,搞不好会毀掉自己。有一些冰心同代的女作家就吃了这个亏。冰心在这方面,包括她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冰心先生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此前,听说吴先生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曾把冰心先生接去,要她帮助吴先生,当时,周总理也不好说什么别的。冰心先生说:“如果吴文藻是100分的反党,我起码是50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现在冰心来告状,说福建团的人大代表不像话,连天无理围攻她,“我是我,他是他嘛”。周总理说:“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王亚南代表等等一个一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好像赔礼道歉,解释一番,其实冰心先生心里很清楚,背后主要是谁在搞鬼。

家里三个最亲密的人被打成右派,冰心先生心里非常难过,一点也想不通,她说吴文藻先生是一个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正派人,完全是个大好人,纯粹是因为他是个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在哲学上是不能容忍他的存在的,先是他的得意门生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后是另一个学生费孝通,到1958年4月才把祖师爷吴文藻先生也划成右派,整个学派从此全军覆没,澈底被摧垮。冰心先生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强挺过来。当然,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又是被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先生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

改革开放之后又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

改革开放之后,冰心先生在停笔十年之后又恢复了创作,她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她又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曾有几次大的删改让她火冒三丈,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并未完全退净,一些报刊单位领导人和主管人思想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遇到冰心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很敏捷很开放又很犀利的作家,总是疑虑重重,动不动就想砍,想把她的棱角磨掉,就像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最初的文章只能在香港发表一样。比较重要的几次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篇纪念邓颖超同志的文章中那句巴金先生的话,还有在《我请求》中要删掉一句关于战后日本每年的教育费是多少的话,还有《〈文革中的孩子〉序》中要删掉引用的孟得斯鸠的一句话等等。遇到这些砍删,冰心先生并不沉默,她是要较真的,她要质问,要讨个说法。害得好几次,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包括胡乔木同志,跑到家里来,委婉地对她说:“老太太,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关于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来慢慢解释给您听,您就不必再写了。”冰心先生听了以后笑着说:“咱们还是说点轻松的吧。”

冰心先生最后的人生关坎是她的病痛,1995年以后她开始频频地住院,身上不是这痛就是那痛,但是她依然很乐观,总开玩笑,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说在家里“坐以待币”,等着邮差送稿费来;没有牙,说是“无齿之徒”。总做好梦,一会梦见玉瓶,一会梦见了小翠鸟,一会梦见了抓小偷,用英文大叫“警察”,把这些通通写信告诉巴金先生,害得巴金先生羡慕之至。有一天我到家里去看她,她当着大姐的面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屜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屜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她说,自己子女多,老家儿一定要自己安排好,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不过,对骨灰的安排,老人的决定是前后有变化的:外孙陈钢由美国探亲回来,老人对他说,想和你外公的骨灰埋在一起。“不撒入大海了?” “不。”“要土葬吗?”“是”。老人还立刻吩咐外孙上楼去找赵朴初爷爷,要他写墓碑,并将怎么写的要求也说得很清楚。

她还健在,怎好写墓碑呢?

有一个时期,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和冰心同时都住在北京医院,冰心先生说可以在医院开民进的中委会了,还作了一首打油诗,有楼上楼下如何如何的句子。陈钢对赵朴老说明来意之后,赵朴老连连摇头,不可以不可以,她还健在,怎么好写墓碑呢?陈钢说这是他姥姥要求写的。赵朴老只好照办。中间是“吴文藻、谢冰心之墓”,下款是“赵朴初敬书”。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钱先生雕的头一尊冰心大理石雕像送到了福州师范学校,它是冰心先生11-12岁念预科的母校,可惜立在院内后发现雕像身上出现了裂纹,引起一场纠纷。

正在此时,文学馆新馆要落成,在立一尊冰心雕像,说如果福建不要文学馆要。这一下救了钱先生的驾。福建方面说:“我们还要那一尊,不给文学馆。”文学馆便请钱绍武先生再雕一尊,还用白大理石。雕的时候,钱先生在石像的衣服处理上又做了改进,特别在眼珠的细部处理上下了功夫,成了钱先生的一件得意之作。雕像的布局是这样的: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暇,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非常可爱,非常漂亮,大概是写《寄小读者》时的样子,有白大理石的基座,基座相当大,大概有十二张桌那么大。在雕像的左后方,立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块,有半米高,底部中间掏空,便于安放骨灰盒。石头外面一侧刻上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字的斜上方有两只冰心先生的铜手模,是她刚去世时由专家用石膏拓下来翻制的,仿佛她还在写字;石块的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每年清明节,会有许多读者前来向她献花,文学馆免费向每位读者放送一枚红玖瑰花。读者排长队等候着献花,成堆的鲜红玖瑰花朵放在雪白的冰心先生石像身上,满身都是,极为耀眼,成为文学馆一景。吴平、吴冰、吴青兄妹每年也都带子女来上坟鞠躬祈福,并合影留念。不把骨灰撒入大海而在最后时刻决定和吴先生合葬于地下,看来也很合适,像她的作品一样,她的形象也会长留人间,永远和读者在一起,成为永恒的一个象征。

别看她年迈,但她一点也不老

冰心老人毕竟是个世纪老人、百岁老人,见多识广,走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多,能够处乱不惊,能够洞察入微,能够包容万变,走到她身旁,立刻被她的精神状态和看问题的角度所感染,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立刻有一种安详的异样感觉,仿佛获得新生一般,奇妙之极。

所以,很愿意去看她,别看她很年迈,甚至走不动路,但她一点也不老,真是奇怪。去得多了,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会惦记着,会想念着,而她,你一进门,会马上说:“想你啦!”马上让人拿东西来吃,比如煮白薯,比如冰淇凌,这都是她爱吃的东西,还有薄荷糖,一种很辣很凉很冲的进口薄荷糖,和她一起分享,然后就立刻聊天,进入她的回忆。

她知道的事真多,每次去都有新内容,她一再强调,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写,而且着重说是有趣的事,深怕来不及;果然,一些聊过的事,确实日后都纷纷出现在她的文章中。然而,确实也有不少事,她还没来得及写。

往往有这种情况:聊着聊着,她会突然说:哎呀,这事以前从未对人说过,这是头一回对你说。

我甚至怀疑,对有的谈话,她是有些准备的,好像一回专谈一件事,主题挺集中的。这种谈话是颇有针对性的,写下来自然是一篇文章。

让我也慢慢回忆吧,一件和一件不见得有什么联系,但都是冰心老人说过的,是她的故事。

对我国明清几大名著小说,冰心先生最早看的是《三国演义》,第二是《水浒传》,第三是《西游记》,第四是《西廂记》,最后看的是《红楼梦》。其实,早先也读过《红楼梦》,但不喜欢,第一,有好些地方看不懂,像那些室内装饰等等,第二,不喜欢林黛玉,软绵绵的,没劲。最后读《红楼梦》的时候才明白《红楼梦》是继承了《金瓶梅》和《水浒传》。她说《三国演义》是写帝王将相,《西游记》是神话,《水浒传》是写草莽英雄。还说《金瓶梅》是部好书,它是描写世侩的,也是描写社会的。《金瓶梅》是她1933年才念的,当时,得了肺病,吐血,需要静养,向郑振铎先生借的,而且念了他的全部章回小说藏书。知道张孝骞先生处有好多种版本的《金瓶梅》。冰心先生念的《金瓶梅》并不是绣像本。小的时候偷看过《避火图》,即春宫画,是在表哥的屋里看的,调皮,翻他们的枕头,在枕头底下有,一看吓坏了,连忙卷起来放回去,对谁也不敢说,包括比她大两、三岁的那些小表哥们,那位有图的表兄当时已有三十多岁。

冰心和大白猫

冰心先生和夏公是最要好的猫友,夏公曾借给她一部《猫苑》,共两册,线装,咸丰年间印制,是胡华所赠,看了以后才知道,她自己的白猫还有另一种雅名“挂印拖枪”,原因是腰里有一块黑毛,尾巴是黑的。夏公对各色猫咪的爱好秩序是“黄、黑、花、白”,而冰心先生的顺序正好相反。夏公曾建议他和冰心先生两人发起一个“爱猫协会”,冰心先生说不成,说咱俩都属鼠。夏公和冰心先生同岁,夏公比她小26天。有一回周总理说他本人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都属狗,并问冰心你属什么,冰心答:属耗子,总理大乐,为什么不说属鼠,答因为一想到鼠就想起了“小耗子上灯台”这句民谣。以前冰心先生并不认识夏公,是解放初一起组团到印度去访问才相识的,夏是团长,谢是团员,别人爱到外面去活动,有时他们不去,就在屋里聊天。打倒“四人帮”之后,走动很勤,经常彼此相约,找个好地方,敞开谈,一吐为快。冰心先生这只大白猫有许多故事,最爱照相,常常抢镜头,所以它和冰心先生在书桌前的合影最多,吴青说它也是“人来疯”。以前常带它到外面去散步,故不怕人。有一次忽然走失,急得冰心先生坐卧不宁,亲自写了一张寻猫启示贴在大门上。找回来后,吴青特地把这张《启示》揭下来当文物保存。冰心先生每天都撕干鱼片给大白猫吃,这是给它的“特供”,冰心先生说做这个动作对她自己有好处,可以活动手指练手劲。别的猫来做客,大白猫很不高兴,反感,躲在冰心先生腿下大叫,首先受不了的倒是冰心先生自己。吴青自己也养了一只小白猫,但它和大白猫分居而住。吴青说妈妈偏心眼儿,不待见这只小的。吴青常常夸奖大白猫懂英文,知道“起立、坐下”这样的英文口令,冰心先生笑道:“只要你手里有好吃的,它什么话都懂!”冰心先生住院时,很想念大白猫,常常向家人打听它的情况。吴青抱它来过医院几次,它总是一头扎进冰心先生的被窝里不出来。冰心先生去世后。大白猫也跟着去世了。后来被王炳根要了去,制成标本,永远蹲在福州冰心文学馆里的冰心书桌上,也有了很好的归宿。

冰心先生家中从不缺花

冰心喜欢植物,喜欢花草,这和她是福建人有关系。福建的花非常多,而且都长成大树。父亲喜欢养桂花,兰花和荷花,所养的荷花有独朵的,也有并蒂,甚至三蒂、四蒂的,冰心诞生的那一年,同年还降生了两位堂姐,恰逢三蒂荷花开。冰心过生日,父亲总是要送她桂花,所以她对桂花情有独钟。到了北方,花少了很多,但冰心先生家中从不缺花,一年四季花总不断,有水仙、君子兰、康乃馨、玫瑰、月季、百合等等。有位朋友的孩子专营玫瑰花,有大花圃,定时送她玫瑰花,还培育了新品种,以冰心命名。冰心先生曾约邓颖超大姐一同去花圃赏花。她的君子兰一年开两次。她说谁要说自己家的君子兰不开花,她就占便宜了,她的君子兰开花,故为君子,而你成了小人。到过生日时,她家就成了花的海洋,每个角落里都有花。九十大寿时,巴金先生特意托人送来九十朵红玫瑰。生日一过,家中已干干净净,除了九十朵红玫瑰之外,全部连夜送给了邻居,特别是民族大学和北京外语大学的老师们和朋友们。

冰心先生自幼长在大海边,喜欢大海、喜欢大自然,喜欢旅游,喜欢各种小生物。她说她其实更喜欢狗,狗很忠诚,不嫌家贫,不挑食;不像猫,后者有脾气,很顽固,不听训练。原在北平的时候,家里养过两只狗,一黄一白,白的是从满族太太处领来的,毛长得遮眼,母亲常给它梳一个“冲天锥”,用红头绳绑住,冰心常抱怨:“给我梳小辮还没用过红头绳呢。”后到上海时,为它们起了两张半价票,一同带去,可惜白的第二天就丢了,被别人捉了去。黄的后来死于上海。又养了两只大狼狗,到北京来时,铁路不让带,只好又送回了原主人。在重庆,在日本都养狗。狗好玩,可训练,会耍把戏。

冰心先生更喜欢马,小时候有白马和黄马,都骑过,在文章中写过它们的故事,特别是对白马。白马死后,专门挖坑埋掉了,怕别人吃它的肉。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

冰心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是许地山先生和瞿世农先生把她“拉”进去的。她实际并没参加活动,因为她年纪最小,别人都是她的长辈或者老师,她不好意思去。她和许地山先生比较熟。在燕京女大许地山先生是她的老师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曾一起编过杂志。以后又同船去美国留学。在船上她曾托许地山先生找一位同船的吴先生的弟弟,叫吴卓,结果找来的却是吴文藻先生,无意之中掀开了他们两人的交往乃至后来恋爱、婚姻的序幕。后来许地山先生和周俟松女士结合,结为恩爱夫妻,婚姻消息是在燕京大学一位美国女老师的家里宣佈的。那天全是说英文,轮到冰心先生致辞,她用中文致贺词,讲了刚才船上那段趣闻,说那天和今天对彼此来说恰是一种“交换”和“补赏”。

冰心先生在燕京的学生里面,最喜欢焦菊隐和高兰。她那时刚二十六岁,而焦是大龄学生。她讲高年级的选修课欧洲戏剧史,照本宣科而已,故劝焦别听。有一次在教室里行脱帽礼,焦先生脱了帽子,里面还有一顶压发帽,冰心先生说“您的帽子还没脱!”引起哄堂大笑。焦先生后来办中华戏校,有四个班,德、和、金、王,出了许多名角,王金璐、李玉茹等等。冰心先生爱听京戏,焦先生专门为冰心先生在吉祥剧场留一个包厢,她可以随时去听戏。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可惜对此冰心先生也没来不及写。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是只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背得,而且当我的面写了下来,只是第一句的头两个字记不清了。我问她:“这么多年了,您为什么还记得?”答:“喜欢后两句”。我记得最后一句似乎是“竹箫银笙演葬花”,梅先生那天演的是《黛玉葬花》,一个人表演,戏又很短,比较简单。到梅兰芳先生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纾送的匾是“芝兰之家”四个大字。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后者常和王瑤卿先生配戏。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不像在烟台看野台子戏,大男人扮女人,花衣裳下面露着大鞋,还是破的,脸上也一踏胡塗,和梅兰芳一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解放后,冰心先生、梅先生和周培源先生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其实,比起来,梅先生比程砚秋先生要苗条多了。程先生当时扮起来“惨不忍睹”。梅先生那时演《贵妃醉酒》,身子要向后弯下去叼酒杯,真不容易啊。在燕京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先生做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缸中有水,老师拿着鞭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冰心先生表兄刘放园先生到上海住在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先生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先生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要在院里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后来表侄说:“表姑啊,真不简单,梅博士当过您的‘红帽子’!”冰心先生说:“梅兰芳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

冰心差点儿被张学良抓去枪毙掉

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先生和谢葆璋先生是好朋友,原来都在北京,后来,1927年,谢葆璋先生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局长兼海道巡防处长。以后谢先生把海道巡防处长的职务让给了吴瀛先生,吴先生也由北京到了上海,不过冰心先生从未对吴祖光先生提起过。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丁玲先生的,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南京由狱中出来后,被软禁在家中,很苦闷。冰心先生知道后,约她出来同游玄武湖,在船上说话方便些,有萧乾和李达同在。李达曾对丁玲说,不妨借机逃出来离开南京。后来,丁玲果然伺机潜入了陕甘宁边区,到了延安,开始了新生活。1953年丁玲先生和老舍先生曾联合介绍冰心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情书曾经放在两个盒子里保存着。吴文藻先生印有专门的信纸。在美国留学时,吴文藻写得很频,基本上一天一封。同学们都知道冰心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每天写信的那位。抗战时,吴家离开北平时,两盒情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后来遗失了,下落成了一个谜,不知道是被毁掉了,还是存在人间。

熊佛西先生也是同期的留美学生,回国后曾写过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位军官,到演出时,曾向张学良部下的一位军官借军服。这场演出被张的另几名军官看到了,发现了那军服,向张学良报告,结果引起张的大怒,下令逮捕两位导演熊佛西和谢冰心,因为海报上是这么写的。他们二位都在燕京教书,演员又都是他们俩的学生,所以连谢冰心的名字也写上了。当日冰心先生请卢隐女士吃饭,在校中遇见了熊佛西,只见他神色慌张,不解。后来又遇见了司徒雷登先生,后者向她说明了缘由,建议她赶快到外教家中去躲一躲。冰心先生笑着说:“我几乎被张学良抓去枪毙掉。”

回国后第一次受宴请是由胡乔木同志经办的

五十年代中,反“右”之前,曾有人劝冰心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刘白羽、邵荃麟二位,冰心先生没有入,主要觉得自己不够条件。

冰心先生在燕京女校读书时,在学生会负责宣传,她曾请过四五个人来讲演,有鲁迅、胡适、罗素、杜威。那是唯一一次和鲁迅先生谈话。讲演时鲁迅先生在台上讲,学生坐在台下听,冰心也坐在台上,当联络人,坐在鲁迅先生后面的角落里。

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由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不公开,以利保护其他仍在日本的朋友和同志。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绝不要对外说,“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回国后第一次受宴请是由胡乔木同志经办的,由李克农同志出面作东。从那以后,每逢过年总有安全部的同志来探望她。在那所平房里冰心先生一家住了一年多。第一批秘密来家看望她的老朋友有陈叔通先生、老舍先生和他的秘书葛翠琳,以及罗常培先生。

冰心先生的母亲病逝在上海,对她最后的日子冰心先生写了一部叫《南归》的回忆,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母亲是土葬,用了一口钢棺,有玻璃面,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父亲后来病逝于北平,火葬,骨灰装入小盒,运至上海和夫人一并合葬。原来有人提议请郑孝胥写墓碑,他是冰心先生祖父的朋友,幸亏没采纳这个主意,是让表兄刘放园先生写的。可惜解放后,这座坟不知所终,下落不明。

新婚之夜在北京西郊大觉寺禅房里度过

刘半农先生是无锡人,吴文藻先生是江阴人,为近邻,过去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故两人被朋友们戏称为“强盗”。吴、谢婚后,刘半农先生曾送来一枚图章给冰心先生,刻上“压寨夫人”四字。赛金花是冰心先生介绍给刘半农先生认识的,并由她带刘前往赛金花家,为的是写《赛金花传》。见面那天,赛金花自己还专门打扮修饰了一番,身旁有北京吧儿狗,不止一只。

冰心先生跟刘半农先生的弟弟刘天华先生学过弹琵琶,原来想学吹笙,但刘天华先生说她以前吐过血,学吹笙恐怕对身体不利,以学琵琶为好,故赠冰心先生一个小号的琵琶,因为冰心先生长得小巧。可惜,仅学了几次,天华先生就英年早逝了。冰心先生说,刘半农先生要比刘天华先生幽默,爱说笑话。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结婚典礼是在燕京大学里临湖轩举行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先生。临湖轩这个名字是冰心先生起的,三个字是胡适先生书写的,刻在木匾上,用墨绿漆着色。“燕京大学”四字则是蔡元培先生所书,现今都应该是文物了。

在燕京大学冰心先生住在燕南园60号,是司徒雷登先生专门为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夫妇盖的二层小洋房,设计得当,盖的质量也很好,厕所在二楼,厨房在一楼,利用烟道的余热可以把水加温,老有热水用。此楼以后向达先生和翁独健先生也住过。吴谢一家由1929年一直住到1938年。1937年由欧洲旅行回来住了不多的日子,就爆发了“七七事变”,1938年由沦陷的北平逃出,经上海、越南等地到了云南。

结婚典礼当日,脱下礼服之后,穿上普通衣服,坐上司徒雷登先生派的小卧车,被送往西郊的大觉寺。燕南园60号当时还未完全装修好,要等一些日子才能入住。那是个星期六,派了一名工友给二位新人做饭。星期一还要赶回来上课。汽车后面按美国习惯挂滿了破鞋,取祝福之意。到大觉寺住在禅房里,屋内只有两张帆布床,和一张白木桌,还是三条腿的,用砖垫着。小汽车引来许多附近的居民在庙外观看,问是干什么的,答是送新娘子的。“在哪儿?”“在那儿!”用手一指,只见一名年轻妇女坐在庙门的门坎上,正在啃黄瓜。冰心先生爱吃生黄瓜,庙门口有卖的,便买来,坐在门坎上当场吃起来。村民大惑不解,连说:“不像!不像!”

这就是冰心先生,一位朴实无华的、相当特别的、但又完全真实的冰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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