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萧红的青岛

庄秋水

1934年6月15日。日本轮船“大连丸”在青岛码头靠岸。

两个年轻男女,满面风尘走出船舱,走向迎接他们的朋友。悄吟和三郎,两个逃出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爱好者,短暂地在这美丽整洁的海滨城市停留,开始了他们文学生涯最重要的起点。在这里,一个名字叫做萧红的女作家诞生了,以她那独特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

青岛观象一路一号

2005年6月22日,我站在观象一路一号的石门前。一幢石头基座的二层小楼,外观陈旧。像青岛的常见的老房子,这幢小楼的楼基也是很高的石座。经过东侧一个水果摊,穿过石门,拾级而上,便是一楼。院子里随意拉着几根绳子,晾晒的衣服纠缠在一块,随风飘动如万国旗帜。

楼上传来不太稔熟的小提琴的声音。跟随着音乐声,我按了1号的门铃。一位大姐应门而出。我告诉她我是来寻访萧红萧军的故居。

“最近好多人来找哦!”她夸张的山东语调,令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景象。这位叫李春玲的文艺爱好者告诉我,这幢小楼里现在居住着七八户。原先简单宽敞的两层楼,被隔断成好多个房间。

“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 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萧军《青岛怀踪录》)

我猜测“突出的单间”可能就是李女士家现今的客厅。但所谓的“太极图”山墙,早已湮没在后来几经涂抹的石灰墙里了。

从客厅里望出去,正对面是收拾得整洁漂亮的一栋栋小楼,一律淡黄色的墙体,在蓝天碧树的掩映下,不真实得像童话世界里的美好国。小楼背后就是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天测所,于是这座小山就有了一个名字“观象山”。

据李女士说,现在的住户中,这里最早搬进来的是西侧门牌号是4号的“丽莉幼儿园”。对于萧红萧军的事,她完全是道听途说。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石门旁的水果摊原先是个车库,一楼则是佣人房。“他们那时候可是自己住哦,不像现在住这么多人。”我忍住了没告诉她,那是两个穷文学青年,不要说有车有佣人,吃饭恐怕都成问题哩。

二萧的朋友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们共同的青岛生活: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起了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午后则跑去海滨浴场,在蔚蓝色的海水里浸泡年轻的身体和快乐的心。

“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八年后,萧红无助而悲惨地死于香港陷落的炮火之中,听闻这个消息,梅林回忆他们一道在青岛贫穷而惬意的日子。

我的心在东北松花江上

三郎和悄吟,两个热恋着文学的青年,在流亡途中开始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悄吟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从事写作;三郎以刘均的名字在小报《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

位于广西路上的“荒岛书店”对他们意义非凡。这家小店主营新文学图书,书店不大,开架售书,还放着几把椅子。夏天的时候,萧军常常要到海水浴场洗个海水澡,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他常常到书店里遛遛,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书店的老板孙乐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故而荒岛书店是青岛“左联”的活动点之一。也正是在荒岛书店,后来的电影艺术家黄宗江认识书店老板,孙乐文又把他介绍给萧军。黄宗江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实践。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23岁的萧红在流亡中开始写作《生死场》,顺手而迅速。9月9日,小说写成。萧军也写完了他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小说写得好不好?怎样出版?这时,孙乐文提醒了他们。孙说起有一次在上海内山书店看到了鲁迅先生。萧军一下子想到给鲁迅写信,就寄到内山书店。在信中,萧军向鲁迅请教:一个决心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应该做些什么,此外还想请鲁迅看看他和萧红完稿的两部长篇。在这封信中,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此后就一直使用这个笔名。

很快,他们收到了鲁迅的回信,针对萧军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是——

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

收到信的二萧,高兴得跳了起来。萧军更是一遍遍地读鲁迅的来信,“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他们把《生死场》的抄稿和两人已经出版的集子《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

此时,报馆发生了变故,同事一时星散。萧军萧红和挚友梅林维持到了11月。烙饼和大菜汤都吃不起了。于是他们将报馆里的两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辆独轮车上去拍卖。可能实在是穷极了,他们恨不能连门窗都拆下来卖。

12月初,他们搭乘一只日本船,在货舱里,同着咸鱼粉条一道,被运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见到了鲁迅,并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率先出版,鲁迅作序:“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生死场》的出版却不太顺利,被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搁置半年后,仍然未得到许可,后来终于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

鲁迅的序言里如是称许:“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则在读后记里评价说:“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一个叫萧红的女作家一跃而为一颗闪耀的明星。

青灯坐时细论文

环小楼转了一圈,我确信除了大门口的一块匾额,这里其实已经没有萧红萧军的丝缕印迹。一腔幽思没了着落处,正烦恼,一个老大妈看我拿着相机左拍右拍,冲我大喊:

“小妹儿,你想干啥?”

是啊,我想干吗?

十年前,教现代文学史的教授带的研究生,一个瘦瘦高高的腼腆男生,给我们上毕业实践课,他讲的就是萧红。“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我至今仍记得他略带稚气的朗读声。再往前,上中学的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现代女作家的故事,深深地被萧红和萧军的传奇故事感动着。

我坐在观象一路一号的石阶上,心中所想的正是十年前那被触动的柔软心怀。

在朋友眼里,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有着超人的才气……既温柔又爽朗”。胡风回忆在上海的时候,一次从鲁迅家里出来已经夜深了,电车已经停运,只好步行回法租界,大概十里远近,他们一路走来谈笑,毫无倦意。萧红和胡风赛起跑来,萧军在后面鼓掌助兴,忘记了这是很危险的事。

——能听到皮鞋敲击着柏油马路的声响吗?

此刻,我能想象穿着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的萧红,扎着花围裙愉快地收拾房子,坐在书桌前写下《生死场》的一页慢慢微笑的样子。萧军曾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然而良宵苦短。她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女作家,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自从1934年离开东北,半生漂泊,1942年香港早逝,萧红的一生,就是一部灵魂吟唱的悲歌,充满了对生命消磨的无尽忧伤和体悟。

以《生死场》而言,确实呈现了民族危亡之际“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和悲壮”(胡风语),但其中所描摹的征服和抵抗、生和死、爱与恨,却不仅仅在民族、国家之间展开,同时也在性别之间。

萧红一生,没有突破社会的牢墙,她的天真被苦难污染。她临终前一心想回呼兰河,她说“这样死,我不甘心”,又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骆宾基《萧红小传》)。然后掷笔微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不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下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柔软女性试图精神突围却最终失败的悲剧。

几十年后,重返青岛的萧军,寻访旧时故居,在观象一路一号,他说:“当年,每当我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他写下了两首旧体诗《青岛怀踪录》及序。

“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时细论文”,他们当年一定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的目光,作为读者的我的目光,回头重新审视那些夜晚和那些渔火,我知道,那只是他们人生中诸多感受中的一种。

《外滩画报》 2005年07月26日

 

祖父死了的时候

萧红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象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象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桔子落到我的手中。

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

“我不去!”
“那我害怕呀!”
“怕什么?”
“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

冬天,祖父已经睡下,赤着脚,开着纽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八十一岁呢。”

“爷爷是八十一岁。”

“没用了,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

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

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的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的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十年前一样。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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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中救萧红(外一章)
  张毓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萧军在北满一个小县城舒兰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准备拉起队伍抗击日本强盗。但是,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失败了。萧军被迫和方靖远逃亡到哈尔滨,成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失败,并没有使倔强的萧军消沉颓唐。他又找到一群新的战友,开始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新的斗争。当时,“萧军”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人们熟知的是流浪诗人“三郎”。开始,萧军向各报刊投稿,卖文糊口。后来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笔名老斐)的赏识,应老斐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1932 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女读者的求救信。这个女读者署名张乃莹,正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和她同居的男人抛弃了她,不告而别,让她一个人承担六百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老板见她付不出这笔巨款,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张乃莹就是日后驰名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冷酷的环境使萧红从小就富于抗争精神。同时,也使她能够同情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辛酸。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她一边醉心于绘画,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这一切,把她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1931 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但那时的黑暗社会,对萧红这样孤立无援的少女来说,不过是比封建家庭更大的一个牢笼罢了。萧红被骗,陷进灾难的深渊。她在绝望中向《国际协报》发出一封求救信。

老斐收到信后非常同情这个不相识的女读者,便派萧军到旅馆探望。萧军按照信上所示的地址找到了萧红。萧红那时已是一个憔悴的孕妇,脸色苍白,神态疲惫,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赤着脚,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她那怀孕的体形,显示她即将临产了。

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她没有料到那封求救信会引起反响,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她原以为三郎一定是西装革履、生活优裕的文艺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个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的流浪汉。然而,这汉子有一种无畏的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的亲切的感觉。没什么客气的套话,彼此很快毫无顾忌地倾谈起来。

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里,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述出来。萧军越听越感动,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个苦难的少女和房内的一切。在萧红的床上,萧军发现了散落的纸片上画着图案式的花纹,虽是胡乱勾勒的,但线条洗练流畅,显示着勾勒者非凡的艺术才情。接着萧军又看到纸片上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那诗是: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萧军被震动了!他感到无比的惊异!问道:“这是你画的和你写的吗?”这个不幸的作者有些不好意思,默默地点点头。萧军这时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说,直到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萧军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
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然而,要真的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又谈何容易。性如烈火的萧军虽然多次到旅馆去警告老板,决不许他出卖萧红去抵债,但是老板却软中带硬地威胁说:“我们开店的,全靠各方主顾关照,住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要把店钱给了,我们立即欢送这位张小姐……”明明看透了萧军贫穷,拿不出这笔巨款,故意对他嘲弄和讹诈。萧军每次从旅馆探望萧红回来,都焦急地一筹莫展,像一头笼中的猛兽,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2 年秋天,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大片地区成了汪洋泽国。萧红所在的东兴顺旅馆,一片混乱,人们各自逃生。在暴风雨的黑夜里,萧军终于把萧红救出来。

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从此以后,萧红有了坚强的伴侣。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亦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俏倚肩。

就这样,动乱时代的两个苦难儿女,两个英勇的儿女,互相搀扶,相濡以沫,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开始了艰辛的跋涉。

在鲁迅先生身边

萧军是在故乡沦陷后过着苦难的流亡生活时,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提携,把他和萧红引上了文坛,帮助他们出版《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为这两部小说写了著名的序言。萧军不单把鲁迅先生作为文学上的导师,更把先生奉为做人的楷模。当时上海环境很复杂险恶,萧军、萧红刚到上海,人地生疏。鲁迅对他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不单在文学创作上精心培育,就是在生活上,也处处指点。比如萧军非常想念家乡。他在哈尔滨时学过几天俄语,看到上海霞飞路有许多俄国人,这条路又很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思乡之情使萧军经常在这条街上徘徊,遇到随便哪个俄国人往往说几句“半吊子”俄国话。这件事被鲁迅得知后,立即对萧军发出警告。因为那些俄国人几乎全是白俄。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以告密为生,说俄语会被他们怀疑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还有一次,萧军、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家里谈话,深夜出来时电车已经没有了,他们便步行回家,不知怎么一来,萧红同胡风赛起跑来,萧军在后边鼓掌助兴。更深夜静,长街无人,只有这三个青年人大喊大笑地走着跑着闹着。第二天鲁迅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如果让巡捕碰上盘问起来,岂不自投罗网!

萧军固然对鲁迅先生心悦诚服,是鲁迅先生十分器重的学生。然而,作为后辈,有时也和先生闹闹小别扭。有一次在鲁迅家里闲谈,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型玩具。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鲁迅儿子海婴的。人型手里擎着一根钓鱼竿,由一条细线系了一条小鱼。一摁关键,钓竿扬起,小鱼就被钓起来。萧军当时虽已近30 岁的人了,却满身孩子气。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来,终于“咔”的一下钓竿断了。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萧军直觉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伤害了,从此就不到先生家里去了。萧红却照样欢欢喜喜地前去。鲁迅先生很快察觉了,问萧红:

“那一位(指萧军)怎么好几天没有来?”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萧红像孩子争宠似地“揭发”了萧军,并为此非常得意。鲁迅先生温和宽厚地笑了,说:

“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

萧红回来转达了先生的话,萧军正想去先生那里苦于找不到台阶,一听这话,第二天赶忙跑到先生那里。开始他还有点不自然,但鲁迅压根就不提萧军怄气的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渐渐地萧军又恢复常态,同鲁迅先生高谈阔论起来。

萧军晚年回忆当日在鲁迅先生身边的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我那时年轻,个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鲁迅先生胸怀博大。他不但容忍我们,还理解我们,花费心血培育我们。我们当时对先生的一番苦心理解不深,今日思之,追悔莫及!”

1936 年10 月19 日晨鲁迅逝世。萧军悲痛欲绝。他发狂般赶到鲁迅寓所,顾不得屋内还有哪些人,在鲁迅床前双膝跪倒,两手抚摸着先生那瘦得如柴的双腿,放声痛哭起来。萧军的悲恸,给守在鲁迅灵床旁的小海婴,留下永恒的记忆,他在成年后,回忆当时情景说: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抢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倒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抬起,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他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于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谈笑盘桓,替我们分担忧愁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不记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了他的哭泣。只是这最后诀别的一幕,在自己脑海中凝结,形成了一幅难忘的画面。时光虽然像流水一般逝去,但始终洗不掉这一幕难忘的悲痛场面。”对于萧军本人,这一幕也是铭刻难忘。四十年后,1976 年10 月19 日,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萧军写下了这样两首七律: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
嶙嶙瘦骨馀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遥四十年。
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
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萧军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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