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王小艾:《娘是世上那个最亲你的人》(1)

她出生在一个小乡村,父母都是农民,世世代代也都是在那儿生活的。她的下边还有一弟一妹,她从小就洗衣做饭,充当他们的保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可她是个心气极高的女子,从小就觉得自己不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而应该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出身已经无法选择了,她明白只有靠好好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的母亲是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矮小女人,嫁给了一个喜欢酗酒的男人,每天为了丈夫和孩子忙碌着,忙完了家里忙田里,从来都没有自我。在她小小的心灵中,这样的一生真是无趣至极啊。

而她也从未从母亲那里得到更多的关爱,从小她就懂得要把好吃的、好玩的让给弟弟妹妹,争宠什么的在她是从没想过的。

每天上学的耐候,隔壁养鸭大王的小女儿都来叫她一起走。人家同龄的小女孩都穿得花枝招展,而她的衣服都是最朴素和最普通的。她的心里不是没有羡慕。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她看中了一条带有小小的蕾丝花边的裙子,眼睛停留在上面不动,她的母亲过来一把将她拉开,嘴里嘟囔着:“太贵了,都抵得一袋粮食了、”那以后的几个夜晚,她的梦里都是那条小裙子,泪水打湿了枕巾。她多么恼啊,为什么我要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母亲?童年没有玩具,没有漂亮的衣服,只有不应属于她的早熟。倔强的她在外人面前总要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因为她有最令她自豪的资本,她的成绩是年级第一。

她的父母没有注意到这个喜欢沉默的瘦小丫头的决心,尽管也为她的成绩高兴。可是她的压力却很大,因为她把自己的未来赌在这上面了,她要上大学,去很远的京城。有时偶尔考差一次,自尊心极强的她就会惩罚自己,要么不吃饭。要么拼命地干活。而她从不对她的母亲讲,她的母亲不会理解的,她的母亲也不知道怎样给孩子最好的学习方法指导和意见。

13岁时她来月经了,鲜红的血一个劲地流出来,肚子又疼得厉害,她吓傻了,以为自己要死了。她偷偷跑去问同村的高年级的表姐,表姐给她买了白色的很温暖的卫生巾,给她讲了很多有关的知识:而她的母亲是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可是作为每个女人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母亲对她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甚至连关怀的话都没说过一句。

她寂寞地独自成长着,很多时候想着自己以后有了女儿,一定要事先将很多东西都教会她,一定不让她这样孤单地、茫然地面对成长的种种烦恼。

她和母亲的隔阂越来越深:她觉得在精神上、物质上,母亲都是亏欠她的。

她考上了省城最好的高中,可是那里学费比较贵,而她家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是不可能供得起的。于是她选择了一个可以免除她三年学费的普通高中,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她相信自己。

她从不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因为她买不起漂亮的礼物而她自己的生日也常常被忘记。她的母亲从来不会给她买一个生日蛋糕。经常会有同学的父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她却从来不敢奢望她的父母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即使有了时间也不可能绐她买什么补品之类的东西。

三年的高中,她的母亲只来过一次,是大清早来卖自己地里

的西瓜的,带着几个瓜来看她。她的母亲头上还带着露水,和她说了不到三句话就匆匆地走了。

她放学后到那个地方去找他的父母,想帮忙卖瓜,可是走近了却怎么也叫不出来,她怕被自己的同学们看见后笑话。她的父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她回学校,别耽误学习。

母亲要上厕所,她带母亲去公厕,母亲很恼火,上厕所还要钱啊。从卫生间出来后,她听到有人在身后说了一句:“上完厕所都不冲水,一点素质都没有。”她的母亲不知道该怎样使用那个小小的按钮。她的眼泪差点出来,她知道不能怪母亲,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农村妇女,可是她心里却有小小的怨气,要是我的母亲不是这样多好啊。

高考时,她填报的都是北京的高校。她最终被京城一所高校录取了,学费也是申请的助学贷款。每一年她依然得一等奖学金。一到周末她就自己去做家教或者促销什么的。她的父母只是偶尔给她寄几百元钱,也是从牙缝里省下的。

她的同学中,有很多父母都是高官或知识分子。有时,听同学打电话给母亲,叫“darling”、“亲爱的老妈我很想你”,她真的很羡慕,她是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的,而她的母亲也不会对她说一句“我想你”。她的成长环境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她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的父母。她被城市渐渐地同化,也学会了吃麦当劳,偶尔也和别人一起去喝咖啡,去唱歌。很多时候她在想,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而她母亲的一生都没有这样的生活质量阴。

有一次,她回家过年,母亲看着她的花边牛仔裤、美宝莲璀璨唇膏,摇了摇头。她不以为然,这些都是自己挣钱买的。她越来越觉得和自己母亲之间的代沟太深,这代沟的产生,不光是因为她们是两代完全不同的人,在她看来更多的是自己的母亲没什么文化。她无法给她的母亲讲国内外的什么事件,她的母亲只关心粮食的产量、庄稼的收成、孩子的成绩。
吃饭的时候,她竟然觉得自己的母亲吃东西的声音太大了,而且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竟然像个男人一样吃了两大碗米饭。她的心里不由得反感起来,尽管另一个声音告诉她,这是你的娘,不管怎样你都要尊重她。可是那种看不惯好像已经在她心里发了芽,根深蒂固,让她不由自主地想逃离。

大学毕业,她考上了国家公务员,终于留在了自己渴望的京城。不多久她就找了个北京“土著”男友,感情还算不错,可她从不去他的家,害怕人家的父母问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于她,那是一个疤痕,她不想示之于人。每个月她总是按时地寄500元回家,给弟弟妹妹上学用。她想,对父母,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她学会了和身边的人攀比,在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城市里,她的欲望不断地膨胀。穿衣服要名牌,手提电脑和珠宝什么的都不能比人差。为了显示自己良好的家境,她给男友也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是她的工资所无法满足的。

最终她被查出挪用公款十万余元。男友没有和她一起承担,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而平时的那些朋友很多也是对她躲之不及。只有几个死党把自己婚嫁的钱都给她垫出来了,可是离十万还差三万多。她整个人崩溃了,才24岁,她不想坐牢啊。最后她甚至想到了一死了之。

她的母亲是从她最好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电话打到了村支书家,让人家去叫的母亲。她的母亲听完了朋友断断续续的话后,愣了很久,没说一句话,最后坚定地对她的朋友说:“告诉我的娃,千万别想不开,有娘在。”

她的母亲一生不曾求人,为了找换女儿命的钱,她抛下尊严,一家亲戚一家亲戚地借钱;她卖掉了家里的几头猪,卖掉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她每月寄的钱母亲都一分没动地存着,是为她应急用的。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凑齐了三万块钱。

那一次,她的没有出过县城的母亲在上大学的妹妹带领下第一次到了京城,来到她租的小屋里。母亲看到她第一眼,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受苦了。娘给你做点好吃的。”便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妹妹在她的身边给她讲着母亲是怎样筹钱的。姐姐,你知道吗?你一直是娘的骄傲啊。娘一直以你为荣,在心里是最喜欢你的啊。姐姐,你很少回家,可能不知道,娘曾为了我们的学费去卖过血。这一次娘也去卖了啊,她还让我一直瞒着你。她原本已经想死的心,一点点地被融化,最终抱着妹妹嚎啕大哭。

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小的母亲,做好了她最爱吃的土豆肉丝和鸡蛋汤。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只是眼神里的坚定让母亲变得高大。她掀开母亲的衣袖,看到了母亲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娘!”她第一次扑在自己母亲的怀里,像一个婴儿在那温暖的怀抱里找到了重生的力量和爱。

 

汪建中:《江南女子》

一条长江,分开了南北,从此,江北有了豪爽,江南添了含蓄。江南江北就这样刚柔成了中国既对峙又融洽的同母兄妹。哥哥在江之北的广袤平原,妹妹在江之南的烟波水乡。黄土黄,那是江北世世代代淳朴的厚实;清水清,那是江南祖祖辈辈悠然的淡雅,荡漾着千年的风物与风华。惟在中秋,江南江北,共赏同一轮明月;或在元宵,将一锅汤圆,煮咸五千年不变的团团圆圆与沸沸扬扬。

想起江南,总是在黄昏,那烟那雾那雨那水,那永不凋谢的彩虹下面,明明朗朗地,走着红红绿绿天下最美的江南女子,歌在花丛,歌在水边,歌在烟雨的江南,渺雾的江南、琴棋书画之后悄悄绣着鸳鸯蝴蝶的江南。那当然是祖母的功劳,纺车的吱呀,童谣的呢喃,水波粼粼,肥鱼鳞鳞,歌儿铃铃的江南女子,采桑、养蚕、织布、浣衣,蓝花花的头巾,竹丝丝的斗笠,红蝴蝶绿蝴蝶的发结,还有那羞涩笑靥,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幽幽地飘着奇香。江南女子,江南宝贝,雨雾一样轻盈,从此不会再愤愤沉掉那只装了百宝的箱子,不再变做白蛇,不再流着血泪哀哀化蝶。

江南女子,单是汉字,就已经构成视觉上的美丽了,单是音节,就已经充满听觉上的温柔,两千多年依然无可代替,装点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燕赵豪杰、齐鲁英雄乃至一代代江南才子不眠的夜晚。两千多年,日月轮回,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你居然让皇帝老儿从此不早朝。不早朝,拥着温香软玉退朝而去,一次次升起边地的烽火,得得的马蹄,隆隆的战车,胡人之后又竖起满人的大旗,猎猎飘过江南。江南女子,勤劳的妹妹,那日日夜夜旋转的纺车在为谁而摇?苏州城的霓虹,杭州城的绿水,广州繁华的码头,江南丝竹,冷雨芭蕉,江南女子凄清、凄艳又凄绝地为骑鹤而来的哥哥彻夜把酒。把酒,可曾问过青天?可曾孤灯残烛对影成了三人?人呢?人在何处?可是板桥?可是伯虎?或者是张生?不,张生等候在崔莺莺的雕花窗下,任夜雨洗去苦恋的泪痕。苏东坡当然也来过,还有风流乾隆和慕名而来的开封少年、江湖游侠、京都公子、纨绔子弟;在运河的那头,拉纤的汉子;在边关的那边,守疆的汉子;在花城那里,开店的汉子……到底有没有你久盼不归的人儿?若是真的久久没有归来,有谁陪你撑着伞温馨地走过漫长的雨季?又有谁能理解“锦书难托”的惆怅?繁华的江南,热闹的江南,孤独寸心知,寂寞谁能解?我的江南妹妹啊,是不是总是难以成寐?

江南女子,心不想齐天,命不愿如纸,只想该耕的就耕,该织的就织,只愿在水水灵灵的江南,杨柳依依的江南,杏花梨花桃花樱花开着的江南,紫燕剪春雨的江南,为人贤妻,做人良母。

走进了江南,才发现江南的女子果然这么好命,果然这么福气。苏州的桥,杭州的河,小小的船儿,载着江南女子,唱着歌谣过来,又唱着歌谣过去,拖一路长长的波纹,弯弯地就到了自家的门前。浅浅的岸上,稚童胖如莲藕的小手帮助爹娘系缆。上得岸来,当然有鱼有虾有蟹,还有莲荷,还有红杏,最少不了的就是绣花的绸缎剪花的粉纸。于是,稚童在前,爹娘在后,在回家的路上走成一幅天伦之乐的江南图画。

江南的赶集,最是一道风景。弯弯的拱桥上,江南女子三五成群,花花绿绿,人在桥上,影在水里,涟漪荡漾,江南的女子就全都在水面舞蹈。来到集市,蜜桃也好蜜橘也好枇杷也好,只叫名儿,不说价钱,多少就是多少,从不讨价还价。买完水果,她们就来到布店,扯一截花布,或绿或红,往身上一披,就蓦然幻化成了一群仙国的孔雀。然后,一路有笑有歌,走过一块块菜花地,走过一座座石拱桥,走过一棵棵绿柳树,天女散花一样,飘进了自家贴满了“福禄寿禧”的家门。

江南的女子,江南的妹妹,上像、入画、进歌。刻在屏上,她能笑;绣入绢里,她能舞。而江南呢,也因此不老,因此不衰,因此就在长江之南妩媚着、娇羞着、温柔着、青春着。

裘山山:《四十年前的爱情》(1)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华裔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就成了那支队伍里惟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后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惟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兵站都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二百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的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是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边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至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他们要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待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的身边去。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进,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惟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银快也要离开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的一起走了,共赴黄泉,他们那边去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的情报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反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同时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大校于是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的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止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 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攻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我27岁时有了女儿,多少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里,总盼望着孩子长大,她就是长不大,但突然间她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今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让我最温暖的也最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中,是我的淘气,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也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男孩,一直把她当男孩养,贾氏家族也一直把她当做希望之花,我是从困苦境遇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发誓不让我的孩子像我过去那样的贫穷和欺坷,但要在“长安居大不易”,我要求她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宽容,二十多年里,我或许对她粗暴呵斥,或许对她无为而治,贾浅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当年我的父亲为我而欣慰过,今天,贾浅也让我有了做父亲的欣慰。因此,我祝福我的孩子,也感谢我的孩子!
女大当嫁,这几年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我和她的母亲对孩子越发感情复杂,一方面是她将要离开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祈祷着她能受到爱神的光顾,觅寻到她的意中人,获得她应该有的幸福。终于,在今天,她寻到了,也是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优秀的俊朗的贾少龙!我们两家大人都是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一个原籍在陕北,一个原籍在陕南,偏偏都姓贾,这就是神的旨意,是天定的良缘。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富裕的年代,但他们没有染上浮华习气,成长于社会变型时期,他们依然纯真清明,他们是阳光的、进步的青年,他们的结合,以后的日子会快乐和灿烂!

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今天,我万分感激着爱神的来临,它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这大厅里,我祈求着它永远地关照着两个孩子!我也万分感激着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婚礼的各行各业的亲戚朋友,在十几年、几十年的岁月中,你们曾经关注、支持、帮助过我的写作、身体和生活,你们是我最尊重和铭记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关照。爱护、提携两个孩子,我拜托大家,向大家鞠躬!

《他这一辈子》  作者:王充闾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串辅、权臣,一个个勾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捭闽,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扳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之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已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千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时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公元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蜂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弘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伪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著,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官,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褫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己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迟。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槐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宇,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个“鸡蛋”,我照样能作“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擞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闽,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议和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嘛,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喀儿,叫作:巴结主子;搞小圈子;耍手腕子;吓破胆子;死要面子。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合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譞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诺诺,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磁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铯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伺五雷轰顶一般。而牵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做派。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超越感”。

他不仅倨傲、矜持,有时还意气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访俄国期间,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车前来拜见。李鸿章坐在皮椅上不动身,直到王公进了客厅,他才慢慢起身,显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里,落座后向李郑重声明,他以一国之君专程前来拜望,这跟你李鸿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说完,抬身就走了。李听了很不自在,只好把客人送到车上。可是,当王公的车子刚刚起动,他却在后面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译从车窗探出头来,忙问“有何见教。”李却不紧不慢地说:“请你转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他的开宗祖师穆军默德,从前也曾在中国,后来到了那边,这才给他们创造了宗教。”说完,他洋洋得意,在场的人相顾愕然。而车里的王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弄得晕头转向,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的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加以改篡,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工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重,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棺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常态,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已是否有利为转移。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中,人们是并不生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功利主义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认为是重仁义而轻功利的,可是,正是这位“圣之时者”,把“敏而有功”作为区别是否仁人的一条标准。他也特别讲究灵活变通,一次,他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给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说这事做得对,救了人有肉吃,有好处,将来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了。依照鲁国的法令,主家的奴隶被人赎回,要交赎金,可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出于廉洁,却不收赎金。孔子责备他,认为这样过分清廉效果并不好。可见,孔老夫子是非常灵活的。他公然声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为“污邪诈伪”。

在民间,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信;否则我就不信。旧戏里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全文完)

李辉:《在冬天,怀念梅志》

狂风一夜,落叶满地。说是北京今年的冬天来得慢,但还是在大风之后携着寒意来了。
在初冬,我怀念梅志先生。

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太熟悉这些诗句了。我儿时的成长伴随着不断地朗读它,背诵它。如今想起它,不只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更是因为,词中傲雪挺立的梅花意象,总让我联想到梅志生命的美丽。
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悲哉?幸哉?

几年前,我曾为丁聪先生画的梅志肖像画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让我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勇 敢。”

与毅然前往西伯利亚,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梅志陪同丈夫胡风奋斗、漂泊、受难,逆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就是她的生命的美丽。

第一次见到梅志,是在一九八一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一段时间,贾植芳先生就一直在念叨:“胡风到上海来治病了,他在监狱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关切和期盼,让我感动。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梅志会来他家里吃饭。他要我到时也来。

走进客厅,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为她经历的纷乱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我注目她,听她和先生、师母闲谈。当时没有相机,未能为他们难得的重逢留下影像记录,想想真是遗憾。

几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毕业来到了北京。稍事安顿,我便去看望胡风、梅志,还带去了贾先生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贾先生请他们对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多多关照。当时他们还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大约是个两居室。经过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治疗,胡风病情已有所好转,可以进行简单对活。他的神态虽显得木然,但偶尔闪出的目光却有力而倔强。家里主事的当然是梅志。

不久,得到政治上平反的他们,新分到一套住房,开始张罗搬家。新家在木樨地,是当年北京刚刚盖好的两幢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楼。一些复出的老作家,如胡风、丁玲,还有一批副部长级官员都入住其中。这年夏天,胡风一家搬进了新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把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搬家。记忆中,除了几书架书之外,没有太多家具,一辆卡车还没有装满。搬进木樨地,他俩再也没有离开。可惜胡风在这里只生活了三年就在一九八五年逝世。梅志晚年的最后二十二年则一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她撰写《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在这里,她写下一篇篇感人的散文;在这里,她看着小孙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最有家庭气氛的日子——只可惜胡风早早离她而去。

二○○四年十月,梅志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和胡风最后的家。而他们那年搬进新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拥有稳定而平静的家,是梅志期盼一生的梦想!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请梅志为“居京琐记”专栏撰文,她写来的第一篇散文《四树斋》,就是描写他们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家。三十年代和胡风结婚后,他们一直都在漂泊。先是抗战期间的逃亡,再是内战期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九五三年,胡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一个小四合院,位于景山后面,与北海公园相邻。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舒适安稳的家,是已经受到批判的胡风此时最大的愿望。他自己张罗着将房子修葺一新。他扩大了厨房,给厕所安好抽水马桶。小院虽只有四间房,但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又买来四棵树种上,分别是:梨树、紫丁香、蟠桃、白杏。这年夏天,一家人来到了北京,住进 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然而,他们此时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了。搬进新家后,胡风高兴地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但第一次标明“写于四树斋”,就听到文艺界一位领导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一九五五年五月,风暴突如其来,梅志在胡风被捕几个小时后,也被从家里带走。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只住了一年多的新家了。几年后,这一带被拆除,盖起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院。房子被拆时,她和胡风都正在狱中度日如年。他们又没有了家!他们被关押十年,一九六五年底刚被释放又赶上”文革”爆发,胡风被遣送至四川,梅志陪伴前行,接着胡风又被判刑,梅志仍然陪同,一起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释放出狱,获得平反。从结婚那年开始,漫长的四十几年,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

幸好,在晚年梅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终于享受到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走到生命终点。诗人牛汉也为丁聪画的梅志肖像写过一段话。其中写道:“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真是精妙的诗句。

如今,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花与果实早已化为一体。

二○○二年十月,胡风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部门联合在上海举行,年近九旬的梅志应邀参加。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她和胡风相识,相爱的地方,她与胡风共患难的起点。难得的故地重游。

此时梅志身体还不错。步履自如,言谈流畅,记忆也特别清晰。她见到了贾先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朋友……

她又一次走进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当年她和胡风曾是这里的常客。如今她在熟悉的房子里伫立良久。她缓缓走上楼梯,轻轻地抚摩鲁迅的书桌和藤椅。她难忘鲁迅对胡风和她的关爱。她指着大儿子晓谷对我说:“当时刚怀上他时,反应很强烈,我很害怕,不想要。鲁迅就批评我,还关心地为我找药,送给我。不然,就没有他了!”说完,她笑了。

她在上海寻找着记忆的温馨。这是真正回家的感觉。

我们找到了一九五三年她和胡风搬到北京前在上海住过的最后一个家——永康路文安坊6号。走进弄堂,老房子依旧,几位老邻居竟然认出了梅志。他们惊讶八十八岁的梅志,还是显得如此精神,记忆还是这样好。谈到往事,谈到变迁,感慨无限。

走出弄堂,前行几百米,就到了三角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当年梅志和胡风常常散步走到这里,仰望普希金铜像,感怀诗人情怀。又一次来到铜像跟前,梅志看着,说铜像是重塑的,但基座未变。说完,她拄着拐杖,一个人慢慢地围着铜像走,然后,在石阶上坐下。

我注目她,如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老了,但她以生命书写的美丽,连同她的回忆录,永远带给人对历史的无限感慨。

她在回想什么,我没有问。

她还记得普希金赞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那些诗句吗?“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早年她曾把它们吟诵,此刻,伫立于此,她还会在心底把它们吟诵吗?

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

我迄今不明白,日本皇室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选定菊花作为皇权的象征。在我的想象中,菊花是暴烈的,樱花是柔弱的,后者倒更有诗意。在无法确证的情况下,只好瞎猜一气:也许菊花外表的金黄灿烂更符合帝王气象?我注意过,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等作家笔下,樱花时有出现,而菊花罕见。是他们有意忽略呢,还是心有鄙夷?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无疑是把菊花雕刻在了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

早些年读过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作品《菊花与刀》,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独具慧眼,从菊花和刀这两个特殊的意象中发掘出日本文化的内在品质:“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看一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整整六十年时光中的日本,我们无疑应当向本尼迪克特女士致敬,她对日本文化模式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典型刻画,至今没有过时,恐怕也永远不会过时。说政治与花有什么关系,肯定有人认为是荒谬的,但用在日本身上未必荒唐,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樱花里的阴谋,是军国主义的阴影让这两种不幸的花朵蒙辱含羞。

我不能说是天生厌烦菊花的。每年秋天我所居住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有贩卖菊花的市井走卒,我也偶尔驻足观赏,然而一次也没有买过。我并没有因为菊花在日本的特殊象征关系而非议一种天然花卉,但很久以前我就因为不喜欢黄巢所写的那首杀气腾腾的《不第后赋菊》而对菊花敬而远之了,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似的对作茶饮的菊花也一概拒绝。想一想这样的菊花是不是令人心生恐惧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人如麻的黄巢搅得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伤了元气不说,而且也让腥风血雨中的菊花从此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恶之花。黄巢绝没想到,他未竞的心愿在东瀛日本得以实现。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大批遣唐使,恐怕未必不知道黄巢吟咏的菊花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意愿。在本尼迪克特笔下,菊花与刀代表了日本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也代表了日本的不可捉摸性和反复无常性。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两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是飘忽不定的,意味着随时随地可以出尔反尔,批发着言不由衷的辞令,口善而实不善;后者则目光如炬,坚守道义,表明了内心的真诚和承诺,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我想如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作一次民意调查,曾经以一国总理之躯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下跪的德国会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至今对世界舆论躲躲闪闪连个真诚的道歉都不愿做,甚至不惜抹杀历史事实的日本则会失去信任,那些眼泪已经流干而仇恨仍在胸膛的慰安妇们能宽恕这样的日本么?那些饱经日军铁蹄践踏的国家和人民能放心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么?因为无人不知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在二战中崛起的战胜国啊!从六十年前的战争策源地到六十年后的经济猛兽,日本的变化似乎永远是表象的、外壳的,骨子里仍然跃跃欲试着极强的征服欲和帝国梦。我知道这一切将使日本这朵菊花不仅不能盛开,而且它所隐藏的刀光,必定会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它所标榜的亲善心存疑虑。这也就是日本的某些领导人和政治团体为什缶既不能取信于自己的邻国,也不能取信于自己的人民的根本原因。

若要问我喜欢日本的理由,可能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向人类奉献了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音乐家小泽征尔的国家呀。而要是问我不喜欢日本的理由,何止千条万条,最不喜欢的就是六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鬼子们和如今还在为鬼子们招魂的政要们的行径。说句老实话,我和普通的中国人都没有刻意要与日本人过不去,也丝毫不觉得普通的日本人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当年出国潮中,我的朋友就有几位是东渡日本的,据说在那里也还过得可以,但自从靖国神社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朋友们的爱国心便早就超过在富士山下安居乐业的闲情逸致了。其中有个朋友还二话不说辞掉了很有诱惑的大公司的厚禄,回到了西北老家。我在平凉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如今已经退休了,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他至今从未看过任何一部日本影视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街小巷争看《追捕》、《阿信》、《血疑》等日本影视剧时,他却一脸鄙视。我问他为什么无动于衷,他不回答,只是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抽烟。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的长辈中有多位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的母亲也是蒙受了奇耻大辱的,他这个南京人从来都没有忘却当年三十万大屠杀死难者。恐怖使他清醒,清醒使他仇恨,仇恨使他牢记。尽管他也承认自己拒绝看日本影视剧是一种偏执,但他无法和别人一样心情坦然地面对那些来自日本的喜怒哀乐的镜头。他平时一直在大量地阅读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像《烈火金刚》、《平原作战》、《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等书都被他翻烂了。那时我和他常常躲在农民废弃的土坯房里靠手电筒彻夜看书,常常为他伤心的哭声而默默流泪。

二战战史上有许多经典战役,我都是通过史书和纪录片知道的。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不喜欢斯大林的武断专横,但你无法不感谢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日本关东军的全面歼灭;你也可能不喜欢罗斯福的美国式谋略,但你无法不由衷地赞叹美国人的参战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神经。当然,二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生命的牺牲,将最凶恶的日寇打败了,这是二战史册上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没有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到足够严厉和持久的教训,甚至像天皇裕仁这样的头号战犯都逃脱了审判,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魁首冈村宁次、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轻易地逍遥法外。这都为日本在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没有像样地反省过自己的罪责留下了无可挽回的隐患。不说别的,当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中,竟然有重光葵这样的战犯再次当上日本外相的,更有岸信介这样的战犯直接就任日本首相的,这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都没有让日本人从根子上消除军国主义的思潮和梦想,战争的遗毒仍然左右着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受害最深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里都是被日本人奉为“老师”的,“一衣带水”和“同宗同源”的关系使国人直觉地以为“学生”不会打“老师”,其实不然。有一个说法,越是有能力教训日本的国家,如美国,则越受到日本的正眼相看,而越是对日本低眉顺眼的国家,越是被它欺侮轻视。我清晰地记得,为了弹丸之岛“竹岛”的归属权,韩国民众不惜举国抗议,更有青年断指盟誓,以热血之躯捍卫韩国主权。我们可以想见正日趋强大的中国,对死不认罪的日本少数极右势力,也当以同仇敌忾的心态,不仅勇敢地说不,而且理当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宽恕一切由战争贩子对中国人民制造的侵略罪责。

我是二战结束三年后出生的中国西北人,对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二战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源于历史教科书。当然,日本人自己编的一再篡改了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教科书,是骗子们的把戏,没有哪个中国人屑于一渎。在我的读书和写作生涯中,对日本文化、日本历史、日本文学乃至日本美术的关注,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但常常纳闷:如果万物有灵的话,像日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和自然风光的绝对算得上美丽国度的海洋列岛国家,怎么会滋生出视生命如草芥的法西斯主义?怎么会对有恩于它的大陆邻国有着那样惨绝人寰的侵略和屠杀行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了六十年的星转斗移,这个曾经以雄狮鹰隼的凶蛮形象让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蒙受巨大苦难的战败国,至今仍然以铁石心肠在各国人民的怒目怒斥怒吼中无动于衷,仍然对靖国神社供奉的恶魔的阴魂情有独钟,仍然以一副自傲于受害国家和人民之上的冷酷无情出现在各种场合,仍然以为当年的战争机器和当今的经济大国都具有不可一世的力量。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让邻国失去安全感的国家,我们当然需要它的道歉和反省,但我们更需要认清它的劣根和本质。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敢于对日本说不的时候,当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战争受害国的谴责、抗议以及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头怒火置若罔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在提醒日本以史为鉴的同时,更加坚定地表达我们内心对军国主义的愤怒、憎恶和腻烦。

很多中国人都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是日本,大概是受了所谓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吧,似乎“远亲不如近邻”这句朴实到家的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是日本,二是沙皇俄国。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日本这个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却从甲午战争开始,比任何列强都更加疯狂更加邪恶地欺凌中国。特别是从“九一八”开始,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恐怖硝烟。可以说从那个时刻起,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已经根本不可能让背水一战的中国民众选择与日本媾合,虽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践踏一切的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但却也从来不缺少与凶残的敌人殊死百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今天为之自豪的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们,很多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他们才不管你刀上的菊花有多么狰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才是人间正道。

今年的高考题目是关于忘记与铭记的,有作文老师事后告诉学生应该写写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有关的内容,但据我所知,很少有学生这么去写。要我来写,我也只能把忘记与铭记合并为一种刻骨的记忆,就是日本人总想忘记什么,而我们却要世世代代铭记到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西北作家,我曾多次去过敦煌,发现大批外国游客中,总是日本人的身影最多。据说在捐赠给敦煌研究机构的国外善款中,也属日本人最为慷慨,这多少让我打消了与日本游客不相往来的心理。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如此,就让我把历史写在沙子上,而把捐款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曾经有过与日本游客的交谈,这些敦煌文化的崇拜者,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也都非常痛恨六十年前的侵华战争史,其中一位日本老人拿着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敦煌》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是文化寻根的,而那些到靖国神社参拜的人,却是要斩断文化的根的。我听后不知不觉间泪水盈眶,心想:两国人民之间是可以成为知音的,就如同真正的风景是有意邀请任何花朵都来聚居的,而刀光掠走的花影是不能长久的。

虎头:《她们的歌德》

虎头 男,本名冯晓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德语教授。文学作品有《永远的白玫瑰》等。

“谁是歌德?”

这肯定是全世界最多余的问题。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一生跨越德国文学史最为壮观的“狂飙突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大文学潮流,不仅是“古典主义盛世”一骑绝尘的旗手,更是德国文学史璀璨星空中当之无愧的北斗。在世界文学史上,歌德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称世界四大文豪。

作家,自然以作品论胜负。歌德一生写下52部诗文集、13部科学著作、15部日记、49部书信,共计129部,堪称才气横溢,卷帙浩繁。寻常人休说研究,就是读一遍,皓首也未必就能穷经。

歌德的伟大,还远远超越文学。恩格斯盛赞“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著名哲学家谢林走得更远:“只要歌德在世,德国就非孤苦伶仃、一贫如洗;尽管它虚弱、破碎,但它在精神上依然伟大、富有和坚强。”

尼采在《人性,过于人性的》中说:“歌德不仅善良伟大,而且自成一种文化——在德国人的历史上,歌德是一个后无来者的插曲(Zwischenfall)。”尼采本人生于歌德之后,他说歌德“后无来者”,即是承认自己不如歌德。作为德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顶级狂人,我不记得尼采对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称许。

要言之:歌德,是德国贵为世界列强的精神领袖。

下一个问题大概是全世界最难回答的问题:

谁是歌德的女人?

女人是歌德这部人生盛装大戏中的主角,是他所有鲜活生动的作品源头的那道清泉,也是点燃他写作激情原子弹的那一小块儿高爆炸药。女人,既是他的海水又是他的火焰。歌德一生爱情生活之绚丽多姿,与他作品之烟波浩淼,的确是相映成趣。全世界研究歌德的文章汗牛充栋,歌德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他亲笔所写15卷日记可供索引,饶是如此,到底歌德的女人有多少,她们都是谁,二十一世纪都过4年了,在德国文学研究史上,还是一个歌德巴赫猜想。我非歌德研究专家,当然更加数不清楚。只歌德的初恋,有案可稽:1764年法德七月战争结束,法军从法兰克福撤退之后,年仅十三岁的他,爱上了邻家女格莉琴(Gretchen)。歌德的初恋是典型的剃头挑子——一头儿热,终被格莉琴笑指为“姐弟关系”。歌德的初恋完全是青春期灵的狂想,与肉无涉。有些文章望文生义,公然说歌德与格莉琴“初尝禁果”,其实不过暴露了自己“看见白胳膊,想到全裸体”的传统狗仔文人嘴脸。

一篇文章,根本不可能尽数歌德所有的女人。那将是一部长篇。

但有三个女人,却是任何涉及《歌德》这部人类历史传奇的文章都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一个是夏露笛(Charlotte von Stein)。

在歌德的所有女人中,夏露笛堪称歌德的精神教母,歌德可以说是踏着她的灵魂和肉体走出了“狂飙突进”的青年时期,继而登上了千古不倒的古典主义文学神坛。

纵观世界文学史,歌德可称举世罕见的幸福作家:出身世家豪门,少年一举成名,青年轻松入仕,成年盘踞要职,端的是美女与宴会齐飞,绯闻共作品不断,人到中年即誉满欧洲,步入老年更成为“德国历史上惟一一个还未辞世即已成神的人”(Jean Paul)。

但是,无论大小,每一粒露珠都注定要映射阳光的七彩。如果我们认为歌德的人生只有欢乐没有受挫,那我们的心智就还未成熟。作为长时期盘旋于人世巅峰的大天才,歌德的世界其实有着无数我们并不知晓的挫折、黑暗、沮丧、痛苦、失败和孤独。而女人,就是他生命这些无边暗夜中永恒的星光。

1775年,26岁的歌德带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巨大光环应18岁的魏玛公国君主奥古斯特大公之邀到达德国东部的魏玛。那时,33岁的夏露笛正处于一个女人水丰草肥的成熟季节。歌德出身豪门、饮誉欧洲,且相貌堂堂,英俊潇洒,正是众神争相眷顾的天之骄子。他人虽年少,却已曾经沧海,有过无数次惊天动地的恋爱,经过法兰克福、莱比锡、斯特拉斯堡和威茨拉(Wetzlar)一系列激情澎湃的人生驿站,他需要一个安静的边城来梳理自己狂放不羁的心境。

很多人称夏露笛为歌德生命中的“贵妇”,因为她丈夫就是奥古斯特大公的掌马大臣,所以她是正宗的宫廷命妇。但在漫长的婚后生活中,她丈夫不是陪大公吃饭就是陪大公出行,剩下的些许时间还要侍弄他的那些马。夏露笛虽然才华出众,精通法语,喜好跳舞、女工、钢琴、绘画和做诗,却始终无法赢得丈夫的注目和欣赏。33岁的夏露笛,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就此在孤独和寂寞中无声无息枯萎的整个过程。

如果齐默曼医生——她与歌德共同的朋友——没有把歌德介绍给她。

《少年维特之烦恼》风行德意志,夏露笛自然也看过。她写信要求齐默曼把自己介绍给歌德。后者马上将歌德的剪影寄给她,并写道:“您想让我谈谈歌德?您想见见他?我马上就向您详细报告。不过,可怜的女友,您这完全是轻举妄动。您想见他,可您根本不知道这个可爱的、令人神魂颠倒的男人对您有多危险!”

警告是好奇之母。夏露笛对歌德更加好奇。这齐默曼虽是男人,却深得媒婆三昧。他转身又把夏露笛的剪影给歌德看,也挑起了后者的好奇心。

所以,夏露笛与歌德的故事,始于“剪影剧”。

歌德在夏露笛剪影旁边的空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看这世界如何倒映在这个灵魂中,将是一出精彩的戏剧。这灵魂看见了世界的本质。不过,它是通过爱情看见的。所以,更主要的印象是温情。”齐默曼写信把这些话告诉了夏露笛,同时又详细向歌德描述了夏露笛。据说歌德因此三夜没睡成觉。

尽管有齐默曼医生的十足铺垫,尽管到魏玛之后的前十年中歌德几乎就住在夏露笛家,夏露笛与歌德却并未一见钟情。歌德到魏玛后不久,夏露笛曾写信给齐默曼说:“我觉得,我和歌德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歌德那时一直跟18岁的奥古斯特耽于冶游。直到一年之后,夏露笛都不相信他会留在魏玛这个弹丸边城。魏玛虽小,当时欧洲小国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闹剧却一应皆全。歌德在他的作品《托夸多·塔索》中多次描写了魏玛的宫廷斗争,而书中的王妃,据说就是以夏露笛为蓝本的。

歌德对夏露笛的兴趣,产生于一年之后。

在歌德的所有爱情生活中,他都是主动的。同样,这一次夏露笛也是被动的,刚开始时甚至是婉拒和逃避的。作为一个宫廷命妇,跟歌德这样的疯狂作家成为情人,夏露笛有着诸多疑虑。她不能逆料的是,她的婉拒与逃避,却导致了歌德加倍狂热的追求。夏露笛很长时间都不让歌德以“你”相称,并且拒绝与歌德近距离接触。然而歌德的爱情之火却正因为如此而愈烧愈旺。1776年5月,歌德写信给夏露笛说:“你是对的,你想让我成为圣人。也就是说,你要把我从你的心中剜去。可尽管你是神圣的,但我拒绝让你成为圣人。我不想折磨我自己,而这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折磨。”同年七月他又写道:“我又陷入了命定的忧伤之中。我真想大声地嘲笑自己:每当我爱上一个女人时,她一定不爱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让歌德如此狂热的夏露笛,长得却极一般,是个典型的“第二眼美女”。她不仅比歌德年长七岁,并且当时已有七个孩子(后来仅存活三个),距离窈窕淑女至少五十公里。可曾经无数美女的歌德却在1781年3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再说什么我与你永不分开,什么高山大川也不能让我却步。我只希望世界上能有什么誓言或者圣事可以让我在尘世中和法律上完全属于你。那才是对我最有价值的事情。”

夏露笛再次证明了一句话: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天下的女人都知道这句话,但天下的夏露笛,百万中难得其一。

夏露笛不仅充满温情,而且充盈理解,充分宽容,充耳倾听。成功男人通常“阅人无算”,他们曾经沧海之后更需要的是夏露笛这样的柔静绿洲,而非天天需要浇灌、动不动就威胁要掉下去摔得稀烂的花瓶。

对于歌德而言,夏露笛是他的三个女人。1780年9月20日,他在给瑞士观相大师拉法特尔(Lavater)的信中说:“夏露笛渐渐代替了我的妈妈、姐姐和情人。我们之间生成了一条纽带,那是大自然的纽带。”

在歌德如此炽热的情感炸弹与言词野火的进攻之下,夏露笛居然坚持了五年才解除红装,坚守时间超过欧洲冷兵器战争史上任何一个被围攻的城堡。反过来说,用五年的生命去等候一个女人,在歌德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歌德显然意识到了夏露笛对他的重要性。1780年5月5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您留在我身旁,请您原谅我总是跟您谈及我的隐私。如果没有您,我会变成一块石头。”

当时的欧洲文化中心是维也纳和巴黎。魏玛虽然号称公国,可其首府魏玛人口只有区区六千,根本就是个蛮荒边陲小城。歌德是来魏玛散心的,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成为魏玛的永久居民。

是夏露笛为魏玛留住了歌德。关于这一点,有歌德自己的文字为证。1782年圣诞节之夜(夏露笛生于圣诞夜),歌德在写给夏露笛的信中说:“啊,亲爱的露笛,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去了外面的遥远的世界。”

歌德来到魏玛之后,德国文学巨擘赫尔德尔(Herder)和席勒(Schiller)接踵而至,加上先来的维兰特(Wieland),魏玛遂成十八至十九世纪光芒万丈的“德国文化首都”。1999年,魏玛还因此而被欧盟推举为当年“欧洲文化首都”。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女人可以为自己居住过的城市做得更多?

历史证明歌德等待夏露笛的决定完全正确。在他们的关系中,夏露笛始终是给予的一方。她不仅让歌德这道滔天狂流变得平缓深厚,给他无限奔放的生命划出有生以来的第一道边界,更重要的是,她是天才歌德在世界文豪锦绣花园里软着陆的那条无人可以替代的跑道。歌德自己最清楚这一点。178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完善,我还看到你的存在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只有你的存在能让我变得完善。”

夏露笛与歌德的感情,超过今天所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姐弟恋。他们恋爱的热度像撒哈拉沙漠一般高温而持久。尽管两人都住在魏玛这个弹丸小城,而且基本上每天都见面,可他们仍然热烈地通信。夏露笛收到的歌德信件可能超过他写给全世界所有其他女人的总和。在他们交往的12年里,歌德给夏露笛写了1800封信,平均不到两天半就有一封,且不乏华彩文章。

歌德第一次意大利旅行之后,夏露笛向歌德索回了她写给歌德所有的信,并在失恋的绝望中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是德国文学史上损失最大的一把火。好在她精心保留了歌德所有的信,并将这些信传给了儿子弗里茨。歌德后来把他在意大利时写给夏露笛的信编入了他脍炙人口的作品《意大利游记》。

“认识你自己!”相传是古希腊第一位圣哲苏格拉底留给后世的警句,镌刻在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通向预言女巫岩石的入口处。纵观古今,真正能认识自己的人,又有几个?

歌德,却因为夏露笛认识了自己。夏露笛于他,何止是一个女人!

夏露笛慷慨付出的柔情让歌德火山岩浆一般的天才获得了它迫切需要的雾霜雨露,这座火山也因此而没有在猛烈的喷发中把自己彻底炸平。歌德的文学在他结识夏露笛之后开始向平和澄静发展,在1775至1786十二年间,歌德虽然担负着相当于公国宰相的繁重公务,创作上却硕果累累,先后写出了《汉斯·萨克斯的使命》、《哈尔茨山冬游记》、《致月》、《迷娘》、《渔夫》、《魔王》、诗剧《伊菲格尼》、悲剧《塔索》、论文《颚间骨记事》、《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等一大批名作。此外,歌德对自然科学的喜好也完全得益于夏露笛。

六年之后,1786年9月,歌德去了意大利。

去意大利没什么可奇怪的:意大利——这西方艺术的主要发源地,是所有艺术家心中的麦加。奇怪的是他离开的方式——简直就像《逃跑的新娘》的古典版。

他不仅离开了魏玛。他也从此离开了夏露笛。

当时,歌德刚刚同夏露笛在魏玛东边的卡尔斯巴德(现属捷克)避暑完毕。8月16日他还给夏露笛写信说:“你应当永远和我在一起。我们将幸福地生活下去。”8月28日是歌德的生日。歌德先陪夏露笛回到魏玛,夏露笛在离开之前还特意把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放到歌德的写字台上。

然后,歌德重返卡尔斯巴德,在那里庆祝了他的生日。9月3日,在那个让夏露笛肝肠寸断的清晨,他秘而不宣地从卡尔斯巴德潜行意大利。满心欢喜在魏玛沐浴扫除的夏露笛,根本不知道这个四年前还在高唱“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去了外面的遥远的世界”的追求者,这时已经置身于外面的遥远的世界。

歌德这一去就是两年。两年之后归来的,已不复当初离开的那个歌德。

歌德这次赴意大利,歌德研究史称之为“歌德潜逃意大利”。

让广大歌德迷尤其赧颜的是,歌德此行并非临时起意,他事先还专门向奥古斯特大公申请无限期度假,并得到了批准。奥古斯特大公,这个歌德的少年玩伴,非常义气地没有向夏露笛透露一字一句。

曾几何时,歌德还写道:“这位夫人对我的重要性,对我具有的力量,我无法另作解释,只能说是前生注定如此。我们前世是夫妻!”一语成谶,虽然他们两人此后双双仍在人世,可卡尔斯巴德一别,他们竟就此成了“前世夫妻”。

夏露笛并未正式嫁给歌德。她一辈子都是那个掌马大臣的法定妻子。所以,她也无权去做婚前调查。如果她做了,她不会对歌德的逃走如此失望。

研究歌德的女人,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生总是在不停地爱上一个新的女人,然后再很不光明正大地从她身边逃开。从这一点说起来,夏露笛享受的是“国民待遇”。

歌德真正的初恋,是1766年在莱比锡念大学时爱上酒馆老板的女儿薛安卡(Anna Katharina Schoenkopf)。这是个道地的美女,她的名字Schoenkopf意译出来就是“螓首”。歌德昵称她为“凯特磬”。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她“年轻貌美,活泼可人”。可凯特磬当时已经名花有主,琵琶在怀。她当时的恋人、后来的丈夫显然是个成功男人,后来当了莱比锡副市长。
歌德的初恋以大败告终。他为凯特磬写下了生平第一部诗集《安涅塔》。这次失恋是歌德将他的爱情形诸文字的肇始。在回忆录《诗与真》中他总结道:“一个方针就这样形成了,在此后一生中我再未偏离:让我的快乐和痛苦变成一场戏、一首诗,借此来总结自己,校正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并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慰藉。”

歌德,是由失恋炼成的。

这场失恋给歌德的打击之大,是我们看到这些文字时所无法感受的。他于1768年7月开始吐血。所以“爱到吐血”,是从歌德开始的。终于,他在他的生日离开莱比锡返回法兰克福,那天,他一直走到凯特磬门口,最后却未举手敲门。这是他不能忘怀的真正的初恋,同时也是他一生中对爱人不辞而别的滥觞。

第二次不辞而别,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770年歌德在那里学法律时爱上了小镇色深海(Sessenheim)牧师约翰·雅可布·卜里翁(Johann Jakob Brion)18岁的女儿卜芙丽(Friederike Brion)。在回忆录《诗与真》第十卷中,他写道:“在最初见面的一瞬间,我就已感觉到她的一切优美和可爱之处而心花怒放了。”他对卜芙丽爱情的结晶是脍炙人口的名诗“五月歌”(Mailied)、“欢会与别离”(Willkommen und Abschied)和“野玫瑰”(Heidenroeslein)。可是,1771年8月中旬,他的博士论文《关于立法者确定宗教和文化的权力》(Ueber die Macht der Gesetzgeber, Religion und Kultus zu bestimmen)未被通过,歌德因此未能取得博士学位。当他从斯特拉斯堡回法兰克福时,对卜芙丽也是不辞而别。卜芙丽由此终身未嫁,让歌德抱憾一生。歌德同样也将这个遗憾形诸文字:《浮士德》中最后引领浮士德上天堂的甘泪卿身上,就明显有卜芙丽的影子。

时至今日,在莱比锡老股票交易所大门前还有一个学生时代的歌德的塑像,塑像的基座上有凯特磬、卜芙丽和后来另一个情人薛丽莉的浮雕。

歌德的第三次不辞而别是一个垂青文学史的爱情传说。

1772年,歌德从法兰克福到威兹拉(Wetzlar)帝国法院实习,在那里赢得普遍赞誉。

对歌德评价最高的友人叫卡育可(Johann Christian Kestner),时任不来梅公使馆秘书。
卡育可注定要走进歌德的生命。不是因为他对歌德的评价,而是因为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是夏绿蒂·布芙(Charlotte Buff),一个在十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姑娘。

美丽的夏绿蒂属于那种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惊世美人。在他们头一次见面的舞会上,歌德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芳华十九的姑娘。然而,罗敷已嫁,名花有主。歌德毕竟还不是专门觊觎朋友妻子的小人。而且,夏绿蒂虽然颇为歌德的盖世才华所叹服,但却并未因此爱上歌德。她继续深爱着卡育可。正因为如此,卡育可虽然明知歌德心仪自己的未婚妻,却从不阻拦歌德接近夏绿蒂。

卡育可和夏绿蒂的爱情十分幸福。可他们的幸福完全建筑在歌德的痛苦之上。还有什么比无望的爱情更能伤害一个少年?歌德当时收集了许多刀剑,他经常晚上拿着一把名贵的短剑在自己胸膛上比比划划,在冥冥中体会锐利的剑锋以无间入有厚地投进胸腔时那种一了百了的淋漓痛快。

歌德最后没有走这条路。所以他面前只剩下一条路:离开。

1773年春,卡育可与夏绿蒂喜结连理。歌德虽然收到了请柬却并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这时他又爱上了罗蜜莲(Maximiliane von Brentano, geb. Laroche)。然而,这位美丽的少女同样拒绝了歌德,听从父命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并有五个儿女的鳏夫银行家。这是歌德在爱情上最后一次败给金钱,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

此次失恋之后,歌德以自己跟夏绿蒂五个月的交往为素材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面市之后一炮而红,洛阳纸贵,成为德国第一部获得欧洲和世界声誉的作品。24岁的歌德亦凭此书一跃成为德国第一位驰骋欧洲文坛的大作家。

如果夏露笛知道这些,她就不会对歌德的不辞而别如此愤怒。

歌德逃走的原因很简单:他厌倦了。当然他也厌倦了鄙俗的德意志,但是他也厌倦了老母鸡样时刻展翅圈围着他的夏露笛。

他对夏露笛已经激情不再。所有的天才诗人,在精神上都是终生向往遥远的地平线的永无足的吉卜赛人。他们绝不会用一生来固守一个方向。

夏露笛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没明白,她在歌德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时间是前定的,并非无限。歌德必得需要她这样一个“贵妇”来助度过生命中决定性的那个时期,需要她来梳理他那青春狂野的情感,需要这个姐姐、妈妈兼情人来助他完成从青蛇到紫龙的蜕变。那时,她是他思想的谋臣、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

1820年,耄耋之年的歌德在一首诗中明确地称夏露笛是他生命过程中的“教育体验”(Bildungserlebnis),称夏露笛对他的影响堪比莎士比亚的诗歌。夏露笛和我们这些歌德迷都愿意这种情形持续一生——那将是如何完满动人的爱情故事!可她不明白,虽然教育是终生的,体验却从来都是即时的。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一生,歌德将不复歌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夏露笛选择歌德就是选择悲剧。

然而,歌德并不是夏露笛的悲剧。在令人窒息的夜郎之国魏玛,如果没有他的到来,夏露笛绝对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歌德不是夏露笛惟一的男人,但是,他却是夏露笛第一个、也是此生惟一的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歌德准确地看出了夏露笛对于他的意义,却完全没有明白他自己对夏露笛的意义。是他的不期而至将夏露笛从魏玛那可怕的孤独中捞出来,给了夏露笛光彩万丈的精神愉悦,又是他的不辞而别将夏露笛重新送回了无边的孤独和黑暗之中。从这一点上说,他对夏露笛的伤害,深不可测。

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而且关乎灵魂。

尽管歌德与夏露笛的爱情如此炽热,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整天眼观鼻,鼻观心,坐怀不乱。实际上,他在这期间经常违反三大纪律四下乱观。1779年4月,歌德的诗剧《伊菲格尼》试验版在魏玛上演,歌德专门从莱比锡请来女演员施可娜(Corona Schroeter)扮演女主角伊菲格尼,而歌德则主动请缨扮演男主角。这施可娜乃歌德学生时代老情人儿,深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不如睡得好”个中三昧,甫到魏玛即导致奥古斯特大公与歌德同时雄起双凰求凤。而她不知用了什么秘门暗道,不仅巧妙地同时摆平了歌德与奥古斯特大公,居然还获得了宫廷歌手的终身职位。

正因为施可娜的出现,夏露笛对《伊菲格尼》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是她犯下的另一个致命错误,多半也是歌德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对一个作家最大的伤害,就是看不起他的作品。一个作家,无论多么烂,必视自己的作品超过自己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还能与你亲近乎?

歌德,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写完《浮士德》第二部之后,他曾对自己的秘书爱克曼说:“我这一生,今后日子都可以看作一种无偿的恩赐,我是否还工作或者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宏旨了。”

1788年6月18日,全新的新歌德回到了魏玛。这是一个对政务失去兴趣的歌德,一个艺术青春焕发的歌德。意大利之行后,歌德的生命只剩下一个目标:艺术。在回来之前他就写道:“我孜孜不倦,欢悦非常,并且也像这样期许着未来。我一天比一天清楚,我本来就是为诗歌艺术而生的。在下一个十年,我还能尽力去训练这种才能,可以写出一些好东西来,因为青春之火使我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就能成功!”

他带着南国温暖清新的空气归来,如饥似渴地期望向朋友倾诉他在意大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他更需要朋友对新生的他耐心倾听、充分肯定、热情赞扬。可迎接他的只有阴霾的天气和冷漠的朋友:奥古斯特正在普鲁士大忙军务,根本不在魏玛;赫尔德尔亦沉湎于俗务:已来魏玛的席勒这时还对歌德怀有些许敌意……

人生在世,找到一个可倾诉的朋友,原来并非易事。首先他要看重你,认为你的倾诉值得他花费他的生命来倾听;第二要有真正深厚的友情,保证他不会拿你的倾诉去卖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要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歌德这时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他后来写道:“从千姿百态的意大利被扔回味同嚼蜡的德国,把万里晴空换成灰暗的天穹;朋友们并不安慰我,把我重新拉回他们身旁,而是把我推进绝望之中……没谁关心我。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

在歌德的人生中有无数逆境。他应付所有逆境的惟一良方就是女人。孤独无援的歌德,这时满怀期望地走向夏露笛。

这时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像恋爱中少男少女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就像两个因恋爱而赌气的二八少年。

像所有的天才一样,歌德理所当然地忘记了两年前不辞而别给夏露笛留下的深深的伤害。他甚至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他可能认为以他们的关系根本不用说。然而,当然,作为女人,夏露笛没有他那么潇洒。她要用短暂的冷漠,来宣泄两年前的伤感。

歌德对爱人的冷漠非常敏感,并且深受伤害。整整一年后,1789年6月1日,歌德在给夏露笛的信中说:“遗憾的是,我回来时你的情绪不大好,我不得不承认,你和其他人迎接我的方式令我极其不快……同时,我还得耐心地听着人家反复数落我其实完全可以不出现,我是一个从不关注他人感受的人,等等。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你似乎也是一种耻辱。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中到底谁受伤害最大呢?”

夏露笛在这些倒打一耙的话后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啊”字,后面连着三个惊叹号。她没有回复这封信和一周后歌德的另一封信。他们之间由1800只青鸟铺设的姐弟鹊桥,至此寸寸断裂。

夏露笛没料到,就是这短暂的赌气,让她永远失去了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情人。她赢得了这场意气之争,却就此输掉了歌德。

歌德6月1日写这封信时,他早已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思想上离开了夏露笛。因为,这时,他此生惟一的儿子,已经在另一个女性腹中成人。

歌德一生情如花海,相映成趣的是,他一生却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儿子的母亲,跟身为宫廷命妇的夏露笛势如黑白:她是个出身贫寒底层的灰姑娘,名叫伍碧丝(Christiane Vulpius)。

歌德去意大利之前,伍碧丝出身破落贵族的父亲就是歌德手下管修路的小吏。歌德回来时,他正好失业潦倒成酒鬼。1788年7月12日,深受朋友和夏露笛冷落的歌德独自漫步于易牡(Ilm)河边公园。就在这个水波荡漾、满目青翠的公园里,棕色鬈发、芳华23的伍碧丝身披灿烂的阳光走进歌德的生命。

歌德说过,相对夏露笛的雍容华贵,水晶般透明的伍碧丝是“大自然的尤物”。

这个未经雕琢、浑然天成的姑娘是魏玛一家花场的打工妹。她专程来找歌德,原本希望求求枢密顾问给她无业的兄弟找份工作。然而,她这一天得到了可能是整个十八世纪德国最有意义的职位:她成为歌德身边的女人。

这世上,只有一个女人有权利自称歌德的妻子。她就是伍碧丝。

因为缺乏确切的证据,歌德的研究者们为他们究竟是哪一天真正成为爱人而争执不休。所谓“泥古”,说的就是这些人。只有“泥古”,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歌德和伍碧丝都把7月12日看成他们爱情的启航。这难道不是最确切的证据?

歌德此后很快把伍碧丝、她姑妈和一个妹妹迎进家门,让伍碧丝掌管自己的家务。

魏玛这个弹丸小城,城东的人长吁短唱,城西的人便能听个满耳。所以,歌德与伍碧丝的事情,几乎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城。

其实,魏玛像德国当年所有的迷你公侯国一样,是个对偷情十分宽容的城市。奥古斯特大公自己就与无数的女人有无数的瓜葛,内中一人是演员卡罗琳·雅格曼,她曾这样描写伍碧丝:“我童年时她是我家邻居。她十分漂亮,友善而勤劳,有一张容光焕发的苹果脸,一双黑亮的眼睛,红樱桃一样的嘴唇微微撅着,显示她爱笑。她的牙齿雪白,额头和脖颈披满深棕鬈发。”

魏玛上流社会对于歌德偷情伍碧丝,是当作花边新闻而乐观其成的。作家嘛,岂能无情人乎?

问题是他们并非偷情。当歌德把这个父亲死于酗酒的打工妹请进家门之后,社会舆论顿时覆手为雨。大家发现,原来歌德与伍碧丝并非偷情!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原有的普遍的微笑和宽容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歌德在与伍碧丝长达28年的共同生活中,找到了写作之外的一大业余娱乐:捍卫伍碧丝。

从认识歌德开始,伍碧丝的生命就是一部反抗傲慢与偏见的活历史。终其一生,她始终无法得到魏玛上流社会的彻底承认。他们并不反对伍碧丝住在歌德床上,也不反对她为歌德洗衣做饭端洗脚水。他们就是反对她“歌德夫人”这个头衔。

还记得夏绿蒂丈夫卡育可对歌德的评价吗:“他是那样尽一切可能不受偏见的束缚,他按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是否满意,是否合乎时宜,是否为礼仪森严的社会所容许。他憎恨一切强制。”十八年之后的1790年,歌德向我们证明他还和当年一样年轻:他把自己的长诗《植物变形记》题献给伍碧丝。公国宰相献诗给一个并非他太太的打工妹,比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研究生翁帆还要惊世骇俗十倍,可以想见当时魏玛上流社会那沸腾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连奥古斯特大公据说都抱怨“伍碧丝搞烂了一切”,并指责她让歌德远离了上流社会。

歌德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比整个魏玛上流社会加起来还要有名。你什么时候见过龙王在乎王八的非议?

但是,作为女人,伍碧丝当然在乎。

只有一个家庭向伍碧丝开启了大门。她就是宫廷女枢密顾问约翰娜·叔本华(Johanna Schopenhauer)。她说过的一句话反复被歌德研究者引用:“我想,既然歌德把自己的名字都给了她,我们还是可以请她喝杯茶的。”她说这个话时,歌德与伍碧丝正式结婚刚一天。而这个约翰娜的儿子,就是后来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阿图·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出于歌德的坚持,就连歌德的前任爱人、高傲的夏露笛也不得不试着接纳伍碧丝:“当然,跟她交往并不让我愉快,不过既然他这么爱这个小东西,我也不能扫他的兴。”但是,她第一次出现在伍碧丝家的茶会上,却要等到二十年之后的1808年12月20日。

歌德对伍碧丝的爱,像他所有的爱情一样,专横兼霸道。1792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命令说:“别忘了爱我!有时候我会莫名嫉妒并想像:也许另一个男人更招你喜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男人长得比我好,并更易相处。这些男人你连看都不许看!你必须认为我是最帅的男人,因为我发狂地爱着你,并且,除了你之外,没什么人会让我动心。”

歌德酷爱旅行,不仅去邻近的耶拿,而且去威尼斯、法国、瑞士或者波希米亚的各个温泉,有时一年有七个月不在家。伍碧丝必须独自持家,用并非很充足的钱维持家庭的运转。她把操持家务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当时歌德还没有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伍碧丝这么做并非出于功利。她只是觉得这样可以让歌德高兴,因为歌德希望自己在浪迹天涯的时候在魏玛有艘不沉的航空母舰。1793年6月,她在给歌德的一封信中说:“爱我并想念我,我每时每刻除了想你就是琢磨怎样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你让我如此幸福。”

伍碧丝为什么能如此征服歌德的心?不外乎四招儿:第一倾听,第二宽容,第三尊敬,第四佳肴。

夏露笛之所以最后失去了歌德,直接的原因就是她在歌德自意大利回来时拒绝倾听。

倾听是伍碧丝的制胜绝技,相当于柔道中的“一本”。在易牡公园,她就是凭着这朴实无华的一招打倒了居高临下的歌德。其实那时她未必就懂得歌德的语言,然而她知道,倾听是理解的第一步。而且是绝不会错的一步。从此,她成为永远站在歌德一边的忠实听众,成为歌德绝对隐私的终点站和保管箱。

伍碧丝的宽容,体现在歌德与她成婚前后那无穷无尽的绯闻上。

比如说裴笛纳(Bettina von Arnim)。还记得那个让歌德忘了绿蒂,后来却嫁了大她十五岁的银行家,并由此催生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罗蜜莲吗?裴笛纳就是她的女儿!裴笛纳的弟弟布仑塔诺(Clemens Brentano)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诗人,并与裴笛纳的丈夫亚宁(Achimo von Arnim)合编了德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童话集《儿童的奇异号角》。

歌德未能彻底征服罗蜜莲,却彻底征服了她的女儿裴笛纳。裴笛纳在少女时代就遍读歌德的作品,并成为歌德的狂热崇拜者。她从1806年开始根据妈妈的陈述每天撰写有关歌德生平的日记,并想法拜了歌德母亲为干妈。这裴笛纳是个名人瘾君子,她跟德国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有交往,如雅可布、洪堡兄弟、格林兄弟等等。

升任歌德的干妹妹后,裴笛纳开始不断地给歌德寄礼物,同时实施情书饱和轰炸。1807年4月,她第一次到魏玛登门拜访歌德。

22岁的美女粉丝(fans),试看天下谁能敌?

反正歌德未能敌。58岁的歌德几乎当天就成了裴笛纳的粉丝。

这时距离伍碧丝正式成为歌德夫人还不到半年。

可伍碧丝却发自真心地欢迎这个可以歌德带来欢愉的小姑娘,充分宽容她在人前人后乱抢自己的风头,任由她在自己的家里进进出出,在歌德的身边磨磨蹭蹭,从不形于颜色。

就在裴笛纳喧宾夺主,一手遮天,就在魏玛全城都认为她即将取伍碧丝而代之的时候,1811年,裴笛纳在一次欣赏画作时与伍碧丝发生激烈争吵,被歌德恭请离开魏玛。

歌德当然喜欢裴笛纳的青春,但他更清楚,谁是他一生的港湾。

裴笛纳不仅是个美女,而且是个杀手,冰雪聪明的杀手。她在歌德去世之前26年就知道歌德定会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神,所以,她从开头就把自己定位为地球上能与神通讯息的那个少女。歌德去世后三年,她即出版了著名的《歌德与一个少女的通信》,并凭此书走进德国文学史。那个关于歌德和贝多芬散步遇见公爵,前者脱帽后者不屑的著名故事,就是出于她手,并在中国广泛流传至今。不过,今天的科学研究证明,裴笛纳不仅根据她的需要任意篡改了歌德给她的信件,而且,这个著名的故事,居然是她杜撰的。
此是后话。

实际上,伍碧丝远比裴笛纳崇拜歌德。她是如此地为他是自己的丈夫而骄傲。与魏玛上流社会的下流揣测相反,她从未想过靠歌德牟利,她既不像夏露笛那样需要歌德来改变人生,又不像裴笛纳那样立意做永远借光于太阳的星星,甚至不像何可芙那样追求名人加分效应。她就是安安静静地呆在歌德身边,分担他的忧愁,分享他的快乐,给他自己的所有,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在她与歌德同居的前十八年,她连个“太太”都不是,却自始至终举案齐眉。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我们俗人天天说的那个“爱情”,都是要求回报的,而且往往是很大的回报,至少需要“你的眼里只有我”。

伍碧丝不要求任何回报。

她不仅不要求“你的眼”,而且她连“我”都不要。

这种东西如果不是爱情,那是什么?

伍碧丝与歌德相处的另一诀窍是尊敬。

与歌德结合28年,伍碧丝完全是典型的夫唱妇随,简直契合旧中国的“三纲五常”。她的思想可以总结为:我的世界就是丈夫和儿子,只要他们好,我的人生就圆满了。这种思想不消说是可悲的,可令人困惑的是,伍碧丝正是凭这种可悲的思想达致了圆满的人生。女权主义者对她铁定要口诛笔伐、灭此朝食。女权主义肯定对。可放眼看去,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家庭生活与伍碧丝的幸福圆满之相形见绌,却令作为后人的我们如坠雾中,大惑不解。

灰姑娘嫁给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这种故事只存在于童话中。尘世上嫁给王子的,下场多半凄惨,要举例子,前有杨贵妃后有戴安娜。

可灰姑娘伍碧丝,却实实在在与德国文学最杰出的王子歌德过了一辈子。她的诀窍何在?
诀窍就在于她对歌德的真诚和尊敬。

德国历史上最灰的灰姑娘伍碧丝把她的一生无私地、完全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歌德。在未正式成婚的前十八年中,囿于宫庭礼节,也是怕她难堪,歌德从未带她出席过宫廷的正式社交,在家招待朋友时也不让她出面。

可伍碧丝从未抱怨。

我原来很佩服伍碧丝,认为她慧眼识珠,善买原始股,比金融大鳄索罗斯还会下嘴。歌德是德国顶尖的世界伟人呀。王公权贵想见一面都要约了又约,而你有资格与这样的伟人朝夕相处,何等荣幸!

研究歌德生平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佩服得不对。

世界上多数伟人的地位,除了毛主席之外,都是死后多年才获得的。比如曹雪芹。曹雪芹同志的老婆,一辈子胼手胝足忙于贫寒生活,见天饿至发昏章第十三,根本不曾沾到他半点光。文章千古事,一方面说好的文章会留传千古,另一方面说的就是“作家”这支原始股,通常都是千古之后才兑现的。

伍碧丝与歌德共同生活的28年之中,歌德虽然已是德国文学名人,但却远不到德国伟人的地位。那时歌德的毕生巨著、奠定他世界四大文豪地位的《浮士德》还未完稿,《浮士德》第二部更是他逝世之后才出版的。当时德国文坛比歌德有名的大有人在,比如赫尔德尔、维兰特、高特舍德(Gottsched)、莱辛(Lessing)。还有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今天不搞德国文学的都不知道这个人,可当时他在德国文坛却俨然泰斗,文坛地位远在歌德之上。

那伍碧丝为什么这样委屈自己?一个黄花儿闺女,跟个老头儿同居十年,还拿不准他会不会成为伟人,甭说吃香喝辣戴钻戒,连个“太太”的头衔都没混下,却依然不减温柔和宽容。今天北京的打工妹,恐怕也未见得能做到。

2003年1月22日是个阴云四合、寒风刺骨的冬日,同时又是我生命中难忘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那一天,我的川外老同学、使馆教育处韩军与教育部曹良驾使馆宝马,来回驱车六百多公里,专程送我参观威腾堡和魏玛——这两个我作为日耳曼学者早应拜谒的圣地。一天之内与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尼采这些德国文化中我最敬佩的伟人近距离接触,虽然行色匆匆,却也让我周身热血沸腾,如同行走在遍地流淌牛奶和蜂蜜的天堂。

我是站在歌德与伍碧丝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摆满了雕塑和画像的魏玛故居中恍然大悟的。
其实,像所有伟人的妻子一样,伍碧丝在她的有生之年并不知道歌德会成为历史地位如此显赫的伟人。

但她相信!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绝非凡品。她相信歌德是人中之龙。

妻子的心有多高,丈夫就能飞多高。

伍碧丝绝对不是歌德生命中最美丽的女人,但她肯定是最爱歌德的女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达到歌德的高度,她甘心情愿地站在地上满怀愉悦地仰望独立云端的歌德。她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歌德站在哪里。歌德的高度就是她的高度。对比那些没钱时抱怨柴米贵,有钱时抱怨寂寞难耐的寻常女人,伍碧丝难道不是人中之凤吗?

顶着魏玛宫廷丛生的白眼和朋友们不可避免的窃窃私语,伍碧丝质朴而坚定地爱着歌德。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歌德,在爱情上的付出超过歌德一百倍。关键是:歌德在她眼中首先是德国文学的巨匠,然后才是丈夫。

而绝大多数伟人的妻子眼中,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

伍碧丝彻底地打破了“太太眼中无伟人”的婚姻定律。

生活在伟人身边并非易事。如果缺乏尊敬,你会在丈夫成为伟人之后与他形同陌路。说到底,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没有谁会喜欢蔑视自己才能的人。

伍碧丝在28年中没有犯过这个错误。她总是快乐地经营着她与歌德那一块小小的幸福天地,很少因为自己的苦恼而打扰歌德。有第三者在场时,伍碧丝与歌德说话时总是非常正式地称歌德为“枢密顾问”和“您”。她是一个严正的证明,证明“七年之痒”其实只是婚姻幻想破灭时男女双方推卸责任的那只黑绵羊。伍碧丝陪伴歌德整整四个七年,一次都没痒过!

伍碧丝抓住歌德的九阴真经,是佳肴。

歌德少年成名,青年入仕,对饮食非常在意,是有名的美食家。伍碧丝接管家政之后,歌德常住耶拿,吃得很不合口。这时伍碧丝就是他的救星。他们之间的很多通信就是说吃。歌德不断要求伍碧丝把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葡萄酒送到耶拿去,并在信中抱怨道:“请给送东西的人解释一下我的葡萄酒长得什么样。还是你自己拿错了?因为给我送来的酒,颜色比通常深得多,而且一点都不中我的意。”1810年他再赴耶拿时写道:“这儿的事情一切顺利,不过这儿的饭菜却令人绝望。丝毫不夸张,四五天来我一直以香肠、面包和红酒为生。以这里的情形而言,我也看不到什么得救的希望,所以一旦这里的事情有个头绪,我就准备打道回府,因为这种生活对我实在无益。求求你每次来人时带些好吃的烧烤来,例如烤羊肉、肥鸡,对,干脆就带一只火鸡来,不管花多少钱!这样我们早餐、晚餐或午餐吃得实在太烂时,至少还有点非猪之肉可供入口。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在这儿过得有多恼火:要不就得饿死,要不就得花实在离谱的价钱去吃些对我身体肯定有害的东西。”

所谓“女人好菜,男人好爱”,其实是天底下所有已婚妇女都明白的道理。可实行这个道理,真是比实行天下的至道还难,“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结婚七年之后,仍然能够甘心情愿地将就丈夫口味的女人,肯定不超过百分之七。

伍碧丝成为歌德夫人的仪式,是德国文学史上另一段脍炙人口的传说。1806年10月中旬,在德法战争中,法军在耶拿击溃普鲁士军队,随即开进附近的魏玛。进城当天,有两个法兵闯进歌德家门欲行劫掠,歌德准备阻挡,却几乎当场被打翻在地。关键时刻,伍碧丝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歌德和他们的家。深受感动的歌德当即决定正式迎娶伍碧丝。10月19日,法军进入魏玛三天后,他们在魏玛雅可布教堂的圣衣室(Sakristei)正式结为夫妇,当时在场的,除秘书里迈尔之外,只有他们已经年满十七的儿子奥古斯特。

1806年10月17日,伍碧丝勇护歌德之后,他在写给朋友威廉·克里斯蒂安·京特(Wilhelm Christian Guenther)的信中说:“这几个日夜之后,我原来的一个念头瓜熟蒂落:我的这个年轻女友已经为我付出这么多,她还和我一起共同度过了这次考验的分分秒秒,我要让整个社会完全承认她是我的。”

后来歌德还专门写过一首诗《终于找到》(Gefunden)向伍碧丝表白。

这时魏玛还处于法军占领之下,魏玛的上流社会对歌德在哀鸿遍野的时候办这桩他们本来就不认可的喜事啧多烦言。他们不敢攻击歌德,于是所有的骂名就落到了伍碧丝头上。专门出版歌德著作的出版家哥达(Gotta)名下出版的《汇报》是这样报道这桩喜事的:“歌德在大炮的隆隆轰鸣中迎娶了他的忘年女友伍碧丝。借此之力,至少她是弄了个大奖,虽然其它成千上万的人都只落了个空签。”

歌德力挺伍碧丝。他在写给科达的抗议信中写道:“我还没狂妄到认为我的私生活也值得报纸来报道。不过,如果一定要报道,我觉得我的祖国实在应当认真地对待我走过的每一步,因为我一生生活严肃,并且现在依然是这样。”

“一生生活严肃”当然是自吹自擂,但歌德对伍碧丝的爱护却也溢于言表。除了在上流社会面前捍卫伍碧丝,歌德还经常写信安慰她:“你别太把魏玛这些人在斯塔尔夫人面前讲你的坏话当真。这世界就这样儿。这世上的人都是恨人有、笑人无的货,甭管是什么事儿。如果他没法儿阻止别人得利,他就会贬低、否认,甚至会把得利说成吃亏。所以,尽情去享受你的幸运和得利吧,并尽量护好了它。我们只管坚持我们的爱,相濡以沫,以我们愿意的方式生活,不用去管别人说什么。”

伍碧丝是个勇敢的女性,她很少用自己的不快来麻烦歌德。她经常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疾病:“身体非常不好。牙痛得满地溜达。胃疼得用桌子沿儿顶着。天气阴晴不定,所以心情很糟。”但在给歌德的信中,她对此从来只字不提,因为知道歌德不愿意谈论疾病和死亡。对此,歌德了然于心,所以他写道:“亲爱的心肝,谢谢你在病好之后才告诉我。你知道你在我的心中有什么样的位置。”

虽然以丈夫儿子为重,但伍碧丝其实同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喜欢红酒、骑马、滑冰和跳舞,有一次甚至把舞鞋都跳穿了。德国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台奥多尔·斯托姆曾写信抱怨未婚妻说:“你怎么能一边说爱我,一边却对参加舞会的服装这么开心?”与此相反,歌德从未尝试改变伍碧丝的天性。有一次他对朋友说:“谁能相信她已经与我共同生活20年了?她不愿改变自己,并且到今天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我就喜欢她这个样子。”

伍碧丝在歌德身边时,歌德完成了几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1808年10月2日,拿破仑在埃尔福特召见歌德,10月6日两人又一起在剧院看《恺撒之死》,拿破仑并邀请歌德去巴黎。十分推崇拿破仑的歌德其后经常提及这两次见面。

1812年,歌德的崇拜者、年轻的音乐天才贝多芬在波希米亚游览胜地泰布利茨(Teplitz)拜见歌德。歌德深为贝多芬的天才所打动,但却很不喜欢他愤世嫉俗的革命精神。对贝多芬来说,失去“狂飙突进”精神的歌德亦令他失望。

歌德这期间写的抒情诗洋溢着对生活的充分肯定和欣喜,他的著名诗集《罗马哀歌》并非写于意大利,而是写于魏玛(1788—1790)。这期间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塔索》、《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浮士德》第一部、《诗与真》、《意大利游记》第一部等等。此外,还有很多献给伍碧丝的爱情诗。

当歌德与伍碧丝正式成婚的时候,他主要是为了报答伍碧丝。不过,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算盘:当时歌德身体不好,正式结婚之后,一旦歌德去世,伍碧丝和奥古斯特就有权继承歌德所有的遗产。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歌德本人,能料到他会比小他16岁的妻子多活整整16年。

伍碧丝一生所遇得人,夫荣子壮,青史留名。所谓天嫉红颜,老天不能让她把所有的便宜都占了。在与歌德度过28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之后,伍碧丝因身患尿毒症,于1816年去世。
伍碧丝的弥留十分可怕,因为尿毒症会引发剧痛。约翰娜·叔本华给朋友艾丽丝(Elisas von der Recke)写了一封信报告伍碧丝的死讯。她说,专门请来照顾伍碧丝的护士也因为无法忍受她剧痛中发出的尖叫而逃走了。最后,她痛得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于无声无息中死去。在她的弥留之际,因她病情恶化而专门从耶拿赶回来的歌德并不在她身旁:他自己也因重病而卧床,无法在伍碧丝与死神殊死搏斗时守护在她身旁。

艾丽丝给约翰娜·叔本华的回信是对伍碧丝生命的最好总结:“死者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我从没听她说过别人的坏话。通过与她谈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歌德会被她那知足、开朗而率直的天性所吸引。歌德是这样向我介绍他太太的:‘这是我太太。我保证,从她第一次踏入我的家门起,她带给我的就只有快乐。’一个得到丈夫如此评价的女人,她的错误应当被所有尊敬她丈夫的人谅解。”

伍碧丝的去世带给歌德的痛苦无法形诸笔墨。每一个女人的到来和离开都会给歌德带来灵感,结出诗歌的硕果。因为一旦形诸文字,歌德的痛苦便会外化和固化,他也就此得到了解脱。然而对伍碧丝的死,歌德却许久无法释怀,所以这一次他的痛苦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他只写了一首诗,而这首诗是如此地特殊,以至于它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首名作:

哦太阳,你徒劳地试图
用你的光辉穿越灰暗的云层。
我此生的全部所得
正在哭泣它的离去红尘。

伍碧丝去世当天,歌德的日记是这样:“我太太的终点将近。生命尽头可怕的挣扎。近午时分,她去了。我的体内,和体外,一片空虚和死静。”

伍碧丝去世给歌德带来的打击之大,只有同时代的人才能体会。1816年9月,伍碧丝去世之后三个月,《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原型夏绿蒂·布夫——少年好友卡育可的寡妻,前来拜访歌德,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次点燃歌德的热情。返乡后她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简直认不出他就是歌德。他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根据此事,后世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霍夫曼写了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

歌德遇见魏玛娜(Marianne von Willemer),是在伍碧丝去世之前的1814年。然而,伍碧丝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知道魏玛娜也是歌德的女人。

而魏玛娜,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故事。

歌德身边的女人们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她们的关系一沾上歌德就会复杂化。魏玛娜与裴笛纳两家在法兰克福本是朋友,可她们都爱上了歌德,结果是双方化友为敌。

歌德是在回乡时结识魏玛娜的,因为他们两家也是世交。但次年夏天他们的友谊就超乎了寻常。这件事情,魏玛娜坚守秘密直到她生命的尽头,所以伍碧丝至死不知。直到34年后的1849年,伍碧丝与歌德早已在天上会合,64岁的魏玛娜孤身一人住在法兰克福。她的那套破旧两居室公寓位于一条名为“古老美茵兹”的胡同深处。就在这里,她慢慢地告诉世界她和歌德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惟一现场听众,是21岁的赫尔曼·格林(Hermann Grimm)。他是《格林童话》作者、德国著名作家和语言学家威廉·格林的儿子,雅各布·格林的外甥,而且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不久竟成了魏玛娜情敌裴笛纳的女婿。直到魏玛娜去世9年之后,赫尔曼才在《普鲁士年鉴》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冲方兴未艾的歌德研究热潮扔了一颗深水炸弹:歌德晚年诗歌名作《西东合集》中,一些诗歌实际上出自魏玛娜之手!

魏玛娜一直精心保存着她与歌德的通信,在她死后很久才公开。这些通信证实了格林的说法。

相比夏露笛与伍碧丝,魏玛娜与歌德的爱情要短暂得多。可在歌德的生命中,她却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歌德所有的情人中,艺术天份最高的两个女人是裴笛纳与魏玛娜。

1798年,14岁的魏玛娜和她母亲跟着一个喜剧班子来到法兰克福。那时的演员就是戏子,社会地位极低。因此她的家世无人知晓。不过,一般认为她于1784年11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的林茨。她在法兰克福的演出很受欢迎,而观众中就包括歌德的母亲、裴笛纳的弟弟克莱门斯·布仑塔诺(Clemens Brentano)及法兰克福银行家约翰·雅可布·封·魏勒默(Johann Jakob von Willemer)。魏勒默后来付给魏玛娜一笔不菲的金钱,把她赎出喜剧团,让她作为养女跟自己回家。这笔钱太多了,以致后来魏玛娜一直抱怨她是被母亲卖给了魏勒默。

魏勒默出身贫寒,对人生看法阴暗,已经死过两个老婆,是个沉默阴郁的拉斯蒂涅。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四个女儿,大女儿罗西娜已婚;第二次婚姻给他留下惟一的儿子亚布哈姆(Abraham)。他把自己所有未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其结果是父子关系十分恶劣。1802年,20岁的罗西娜成为寡妇,随后回到魏勒默家中。养母养女之间通常针尖对麦芒,可罗西娜却跟小自己两岁的魏玛娜结为莫逆。

可以想像,魏玛娜不仅在魏勒默家中,而且在法兰克福整个上流社会的地位都十分尴尬,可称与伍碧丝同命相怜。14年之后,在歌德第一次拜访他们之后几天,大概因为歌德对魏玛娜太过热情,魏勒默才与魏玛娜成婚。魏玛娜由此一夜之间成了五个孩子的妈,包括比她大二岁的罗西娜。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当时也在法兰克福的歌德与他们一起动身去莱比锡观看纪念德法战争莱比锡大战的焰火表演。

莱比锡的焰火,点燃了歌德与魏玛娜之间耀眼的情爱火焰。歌德开始称魏玛娜为“亲爱的小女孩”。有意思的是,魏勒默居然对歌德与魏玛娜如此接近并不反感。相反,他经常大力促进这种好感。歌德二赴法兰克福时,这种好感已经演变为一种激情,即使在这个时候,魏勒默也没表示过反对。他为什么会如此大方,是一个已经被他带进棺材的秘密。

肯定这不是宽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如此宽容。何况魏勒默从根本上说也并非宽容之人。我们只能认为它是出于炫耀,似乎歌德对他老婆如此感兴趣也是他的光彩,也有助于他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

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1815年的那个夏天,歌德与魏玛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歌德年谱和他详细的日记都不能提供只言片语。我们只知道歌德从8月12日至9月17日一直住在魏勒默家。9月18日,歌德陪朋友布瓦赛雷(Sulpiz Boisseree)去了海德堡,9月23日魏玛娜就与丈夫携罗西娜接踵而至。他们一起在海德堡游玩。海德堡著名的浪漫城堡在点燃了歌德和魏玛娜共同的诗情之余,想来也点燃了他们体内另外的一些东西。9月25日晚的分别因此而显得格外难分难舍。这次短暂而火热的爱情,让歌德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心迷失海德堡》(Ich habe mein Herz in Heidelberg verloren),这首歌直到今天还为海德堡大学的大学生和来自全世界的海德堡游客所广泛传唱。

魏玛娜完全没想到,9月25日的分别,就是他们之间的诀别。虽然魏玛到法兰克福不过两百来公里,今生今世他们却就此缘悭一面,咫尺天涯。

第二年伍碧丝辞世,魏勒默夫妇热邀歌德到法兰克福家中小住,歌德欣然应邀,并于7月20日与朋友迈耶尔(Johann Heinrich Meyer)乘车上路。看来没有谁可以阻止歌德与魏玛娜再会。事实上也没有谁能阻止。只有他自己。出城不久车轴断了,迈耶尔头上擦破了丁点儿大的皮。没有谁知道歌德那个伟大的脑袋里面涌过了什么念头,反正他干巴巴地写了几个字给魏玛娜,然后就转身打道回府——他不知道,这一回头,他此生将永远不会再回到他出生的法兰克福。

魏玛娜当然非常失望,但她仍然希望冬天过后再见歌德。她给歌德寄去拖鞋和家乡特产。歌德也写信跟她要法兰克福产的红酒,主要是丰年1811年产的葡萄酒、水果、蜂蜜和甜食。

但是,显然歌德的热情在消退。他的信件日见稀少。魏勒默对此似乎比魏玛娜还要不满。1818年2月,他在给歌德的一封信中说:“尊贵的朋友,您无所不察的目光一定看到了,咱们的魏玛娜病了。她十分痛苦,早已不复当年的少女了!她那无拘无束的青春花朵已经枯萎,只留下一颗受伤的心。”然后他指出,歌德已经四个月连一个字也没写过了,在结尾时,他写道:“当然,我不知道,大师您对这一切是否还在意。”

我们不知道歌德是否在意,但他肯定没回信。五个月过后,他们又写了好几封信之后,歌德终于回信了。他寄去了《西东合集》中的几首诗,但他固执地不谈魏勒默儿子新近因与人决斗被杀的事情。虽然在《浮士德》中他如此精巧漂亮地安排了浮士德的死,但在现实生活中,死和疾病,始终是他坚决拒绝和逃避的。

魏玛娜的回信简直不能让人相信它出自一个34岁的女人之手:“您友好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树叶让我回到了我曾经如此幸福的——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如此青春开朗的时光。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想把我比做一棵树也没什么不对。美丽的秋天来临,诱使它发出稚嫩的新叶,养育万物的太阳再次为我披上青春的光彩;这是我最后的幸福!——严酷像冬天一样迈入我的生命,花朵们就此凋零遍地。”

在21世纪,34岁的女人才刚刚成熟!

1819年7月,歌德给魏玛娜写了最热情的、也是惟一的一封称她为“你”的信:“因为你如此可爱地说到你想我,而且还很愿意想我,那么你要听好,我加倍地、三倍地向你保证,我将衷心地不间断地应答你的每一份情感。希望这些话在你情绪好时打动你,并希望这封短信能得到你长长的评论。”

稍后不久,歌德即把《西东合集》——这部深得海涅好评的诗集寄给魏玛娜。看到自己的诗作与歌德的诗作并列,魏玛娜感动莫名。《西东合集》出版后,魏玛娜写的那些诗作赢得如潮好评,但她把这件事当成他们两个人的秘密,一直坚守到自己辞世。歌德希望的“长长的评论”,魏玛娜到死都没发表一个字。

魏玛娜并不知道歌德不来信的缘故。

一个男人决不会无缘无故离开一个熟悉的女人。通常来说,他只会因为另外一个女人而离开。

歌德的缘故是李雨丽(Ulrike von Levetzow)。

1821—1823年,歌德先后三次去波希米亚温泉疗养胜地玛丽恩巴德(Marienbad)疗养。他每次都住在封·布洛斯希克(von Broesigke)家里。1821年,他在那里碰见了老熟人儿——1806年在卡尔斯巴德结识、1810年在泰布利茨曾经再见的李亚玛(Amalie von Levetzow)。无巧不成书,34岁的她,正是布洛斯希克的女儿。李亚玛这次回娘家,带着她的三个女儿:李雨丽、与妈妈同名的李亚玛和李贝妲(Berta von Levetzow)。

歌德对18岁的李雨丽一见钟情,而李雨丽也深为歌德的成熟睿智和妙语连珠所吸引。他们俩灯前起舞,月下漫步,彻夜长谈,度过了美妙的时光。

这是歌德最后的一个情人,歌德自称因此而“枯木回春”(temporaere Verjuengung)。
这时的歌德,怎么会想起魏玛娜?

还有什么能比枯木回春更能证明一个耄耋天才并未衰老?两年之后,74岁的歌德,郑重其事地托奥古斯特大公从中作伐,正式书面向年仅19岁的李雨丽求婚!

歌德终其一生只求过两次婚。上一次的对象是伍碧丝。虽然歌德的年龄约等于李雨丽的3.89倍,但李雨丽却并未将歌德的求婚当成笑话,她是在与妈妈做了认真细致的风险评估之后,才婉拒了歌德的。

曾经歌德的李雨丽和卜芙丽一样,自此终生未嫁。19世纪走到尽头的时候,行将驾鹤西去的95岁的李雨丽在亲戚朋友的反复追问下曾说:“这并非不是爱情。(Keine Liebe war es nicht)”用双重否定表示了对这次忘年之恋的肯定。

李雨丽的婉拒,主要是因为歌德的儿子儿媳。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当时威胁说,如果李雨丽进门,他就要携妻离开歌德。

所以,黄昏恋死于儿子之手,并非中国特色。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歌德为自己无果的黄昏恋而悲痛欲绝,他提笔写下了著名的诗集《玛丽恩巴德哀歌》,在诗中他把李雨丽称为他的“潘朵拉”。

出现在歌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应当是波兰女钢琴家斯祖玛诺夫斯卡。她1823年到歌德家中小住,并经常为他单独演奏。她离开魏玛时,歌德把她紧紧拥在自己胸前,泪流满面。从此之后,歌德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女人。歌德的研究者一般不大重视斯祖玛诺夫斯卡,但她在歌德心中的地位,可以从一事看出来:1827年歌德亲手删定全集时,把致李雨丽的《玛丽恩巴德哀歌》、致斯祖玛诺夫斯卡的《和解》与《致维特》称为他自己的“激情三部曲”。

被李雨丽婉拒的歌德,重新开始与魏玛娜通信,虽然爱情已逝,却又建立了友谊。像夏露笛一样,他们不做情人,关系反而更亲密了:他们变成了哥们儿。歌德与魏玛娜通信直到去世之前,甚至还为孙子写信向魏玛娜讨要法兰克福的美味零食,并指着孩子管魏玛娜叫“小奶奶”。临近辞世时,歌德将魏玛娜所有的信都物归原主,并要求她“到那个未知时刻”(也就是他过世)之后再打开。

魏玛娜在这件事情上再次证明了她在精神上对歌德一贯的忠诚。她把他俩的通信像奇珍异宝一样放进当时还很稀罕的玻璃盒子里保存起来,从不打开。直到她开始向年轻的赫尔曼·格林讲述自己的传奇,她才当着他的面打开了歌德寄还给她的信捆。

信捆散开,一页黄纸飘落下来,跃入她眼帘的,是歌德亲笔写下的诗句:

致我情人的眼睛
致你写下这些字句的手指——
曾经滚烫的期求
予取予求——
致涌流出诗句的胸脯
这些信页漫步而来
永远充满爱意地期待
最美时光的证人。

多么美丽的诗句。歌德在他的巨著《浮士德》中宣布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那个断案是:“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

“最美时光的证人”,这是“爱情的最后的断案”。

魏玛娜在没有歌德的世界上继续生活了28年,正好相当于伍碧丝陪伴歌德的时间。她尽心尽力地把高龄多怨、患了忧郁症的魏勒默伺候到1838年死去,同时一直与歌德的家族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尽她的力量帮助歌德的后人。她对歌德的孙子瓦尔特·封·歌德溺爱有加,希望后者能够再现他爷爷的天才智慧。不过,瓦尔特颇令她失望。

没有魏玛娜,就不会有《西东合集》这部歌德晚年的诗歌巨著;而没有歌德,魏玛娜只会是个脑满肠肥的法兰克福银行家太太。魏玛娜点燃了歌德天才的烈火,而歌德则唤醒了魏玛娜体内沉睡的诗情。凭《西东合集》,魏玛娜被誉为奥地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诗人,并作为《西东合集》中描写的波斯美女苏莱卡(Suleika,波斯语,意为迷人的女子)的原型走入德国文学史。

不过,魏玛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歌德的爱情虽然直如疾风暴雨迅雷闪电,却是典型的“骤雨不终朝”,比昙花一现长得有限。短暂的迷狂过后,是缄默中深沉的不幸,长时间无语的绝望,年年岁岁挥之不去的忧郁,直到死亡带来解脱。

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对生命有更高的要求,只能寄希望于提高生命的密度。

然而,每一个希望提高自己生命密度的人,都要甘冒曾经沧海难为水、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奇险。

魏玛娜后来给赫尔曼·格林写了几句话,可以看作所有曾经拥有过歌德的女人的生命总结:

“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在那些事情之间有一条道路,这道路是由心中的块垒敷设而成,由泪水浇灌而成,而路面上空飘浮着叹息的微风。”

1831年8月27日,在第一次登临伊尔美瑙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歌德在护林员马尔(Johann Christian Mahr)的陪同下旧地重游。在山顶的小屋里,他居然找到了50年前自己亲手写下的“漫游者的夜歌”。歌德百感交集,泪如雨下,轻轻重复道:“少时顷,你快,快也安静。”随后快步下山,一路再不曾回首。

随着歌德的走上神坛,他的身旁变得无边孤寂,席勒、伍碧丝、夏露笛、奥古斯特大公夫妇相继去世。1830年,他惟一的儿子奥古斯特也客死罗马。

1832年3月22日11点半,歌德在自家并不宽大的床上寿终正寝,完成了自己十分圆满的一生。

与夏露笛不同,歌德死后实现了他最后一个愿望:与席勒共同停柩于魏玛大公家族教堂的地下墓室。在当时,这是大公家族抬举这两个文学家。可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到这个地下墓室朝圣的人川流不息,却是两个超一流文学巨星抬举大公家族了。

一百七十一年之后,2003年1月22日,这个深深的地下墓室走进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教授。他低头站在歌德与席勒并排摆放的宽大橡木棺椁前。偌大的墓室了无人迹,只有他与两位人类文化的巨星独自相对。他心跳过速,浑身哆嗦,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潮湿阴冷的地气。

激情澎湃一生的歌德默默无语地坐在两米之外的棺木之上冷静地观照着这个精神上五体投地的后生。

此时,他的女人们却栩栩如生、莺声燕语地活在墓室上面的那个生机盎然的阳世。

她们永远都是那样年轻美丽。因为,歌德的文字永远年轻美丽。

所有的男人都是因为女人才存在。我指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设想一下没有凯思的普希金,没有尤丽的裴多菲,没有克拉拉的舒曼,没有唐婉的陆游,没有陆小曼的徐志摩,没有隆儿的郁达夫,没有卡蜜儿的罗丹……

连歌德在魏玛住的地方,都叫“女人们策划”(Frauenplan)。男人的一切,均来自女人策划。所以,浮士德因甘泪卿而重获生命,但丁在贝雅特丽齐的引领下飞升天堂……因此,歌德在《浮士德》结尾的地方写道:“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歌德。有的只是夏露笛、伍碧丝、夏绿蒂、魏玛娜……这许多女人。是她们的爱情、尊敬、宽容、倾听、佳肴创造了歌德,是她们用宽厚火热的胸脯把那个名叫沃尔夫冈的日耳曼少年铸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丰碑。写了无数伟大作品的歌德,本身就是女人的作品。所以,不是“歌德的女人们”,而是“她们的歌德”。
(2005年1月15日八稿于北京卧藏居)

《丰实的收获——2005年中国散文漫谈》
(2006-02-10 10:19:30)

2005年的散文创作,收获是丰实的。

十数年间,大散文始终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席位,题材的广大,取景的深远,含量的沉实,都使作家们援笔一试。

《净土上的狼毒花》(第6期《十月》)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鲜见的一片繁茂美丽的花朵,这种花朵对人畜都是极为有害的,“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作者的深刻用意是在揭示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这篇文章提示人们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话题。

余秋雨的《恒河残稿》(第3期《散文选刊》)是在“封笔”之说后发表的,文章是思绪的集束,不是一气呵成,却有一条主线相连,在闪烁着睿智之光的语言中,深沉的思索、高扬的灵性、无悔的追寻、诚恳的倾诉、平实的心态,使读者感到了作家的个性。

虎头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总有那种飞扬的色彩,选材也总是张扬着个性与精神。《她们的歌德》(第2期《当代》)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史料、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一批歌德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促使了歌德的成长与成功。虎头不光是列出了一群美女的画卷,更是显现出了人的本真、自然的生活氛围。

本年度是抗战胜利60周年,很多作家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展开批判。雒青之的《菊花里的刀光》(第7期《飞天》)以菊花与刀相列,刻画了日本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把菊花雕刻在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

张贤亮的《美丽》(第1期《收获》)写出了特定年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美丽”的题目用得实在是好,当时的劳改农场里会有什么美丽可言?“我”总是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歧视,度日如年,不知前面的时光是什么,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时刻都在发生着。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作者那片灰色的心竟还有一片美丽的光放射出来。绑赴“杀场”的卡车上,一个女兵的裤缝露出的一段大腿,造成了作者面临死神暂时的迷醉。作者毫无遮蔽、细致的描写不只是暴露某种隐私的一种勇气,更是唱出了特定环境下凄悯的人性悲歌。

迟子建也擅长散文写作,《简朴生活回忆录》(第2期《天涯》),以极其自然化的心态描摹了东北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简朴而纯粹。让人陶醉其中的,是作者冷静、安详的笔调及这种笔调泼洒的风情。如“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

王充闾多年研习历史,探究个案,在散文中陈述胸臆。《他这一辈子》(第2期《十月》)对李鸿章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旧事重提,旧案重定,写得真实而服人。作品给人以更多的思索。

李国文也善写历史,调侃幽默,戏说事件,臧否人物。不多见的是一篇咏物的文字《读树》(第10期《中华散文》),写树的沧桑,树的长久,人与树的相通相近,相依相携,“读树,让我们懂得把握现在,把握明天。”读树读多了,即能够参悟出人生的道理。

舒婷这些年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她的诗歌的语言和构想总能在她的文章里闪现。诙谐、幽默、情趣的特色在《鱼鸟鼠诙谐曲》(第8期《散文选刊》)中再次显现。充实的生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奢想,养鱼养鸟的人越来越多,作者既写出了养鱼的情趣,又写出了对鸟的喜好,更有趣的是对老鼠的描写。鼠与鱼和鸟放在一篇文章里,着实构成了一种诙谐的奏鸣曲。

文学与社会应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必然也要将自己的思想与看法带入写作中去。在当今时代,人的心理健康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韩小蕙的《做个平民有多难》(第10期《北京文学》),依然是当代社会话题,文人涉猎这一话题,未免尴尬好笑,作者却列举了生活中的问题,以独到的写作方式,解说心中的困惑。鄢烈山的《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第1期《随笔》),让人很有琢磨头。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因而他们总是显得自足自乐,充满“幸福”感,但作者文字的背后却让我们感到结论的浅显,这种幸福是农民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无计的辛劳提取的,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收获不成比例,美好的愿望过于简单。

精短美文的创作是近年来散文界一直所倡导的,短而精的美文,读者总是要抢先阅读,因为它占有的时间短,又得到的东西多。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6月15日《中华读书报》)是史铁生的一篇精致的短文,看似晦暗,有种宿命感,却写出了作者的心声。其已将死亡看得平淡,“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正因为此,作者坦然地面对了一切,包括文学及其以外的任何东西。贾平凹的《画人记》(第4期《美文》)写了五位画界的友人,是文字的画,从中读出每个人的影像,这些人同贾氏构成了一个氛围,氛围里的趣味很浓。高洪波的《奥斯维辛的风》(7月25日《学习时报》)讲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次真实的心理感受,那里不是什么风景,却让作者有一种驱使感,非要受一次心灵的折磨,折磨而出的是一个文人的正义感。“正是由于奥斯维辛的存在,人类的良知才凛然长存。”

散文已呈多元化的态势,一批新人在形式与内容上大胆创新,不履前人足迹,确是一件好事情。文学总是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前行着,新的东西必会给散文注入新的活力。多少年前,刘烨园的写作观念依然超前,《在苍凉》(第9期《山东文学》)是他近年的新成果,思绪的流畅,阅读的感觉,时段的分割构成文章的整体性思想,苍凉是时间,是空间,也是世间,展开的东西很多。在新散文家中,习习的《桃之夭夭》(第9期《飞天》)记载了作者对死亡由模糊到具体的认识,其列举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离去,伤感中透着善良的追思,凄婉的笔调张扬生命的美好,整体发散着忧思而又优美的情怀。

亲情散文是散文中的一个主项,能够将亲情写出特色,却很难。《夜车穿越武汉》(第4期《海燕·都市美文》),是张守仁散文中的情感篇,他的写作多以真情实感取胜,此篇更是淋漓尽致地挥洒出心灵的血泪。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初恋,美好、真挚、隽永而温馨,却让一场政治运动给扼杀了,一个人陷入了久久的愧疚中。文章不仅是爱情的感伤,更是心灵的痛悼。“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这是梅洁《不是遗言的遗言》(第8期《海燕·都市美文》)中的文字。作者亲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且这种别,是在长远的路上,是在一种无助无奈之中。这种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无奈,让人想的很多。作者在泣血的哭诉中没有多少往事的回忆,只把最后别离的过程写深写透,却透显出夫妻一生的恩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别离与独特的文字,加重了此文的感染力。

乡村题材的散文越写越少了,人们离乡间越来越远,好的田间文字让人产生渴望之情。沙封的《丢弃身份》(第7期《散文家》),便写出了这种变化,一个原本在土地上劳作的乡人,慢慢地会利用文字,开始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身份也就日渐模糊起来,是农村土地上的文化人,还是文化人实习在土地上?文章本身,也多少失却了乡土的味道。余继聪的《劁猪匠》(第6期《边疆文学》),写一个日渐消失的乡村劁猪匠,正因为是作者父亲的生活,长期的相守与观察,使他将这种独特的职业写得形象而真实。

带有纪实色彩的文章自成一体地进入散文的方阵,这类文章既不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长篇的报告文学,散文的特性较为鲜明。《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第10期《漳河水》)是张平的一次经历记,写他随警察解救人质的现场感。尽管解救的人质并不多么让人同情,却因法而违民意地要去解救。文章因写实而具有小说特性,读后让人引发很多思索。从维熙的《国学风流》(7月19日《西安晚报》),以好看的文字,饱满的情感,讲述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让人看到了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饱学多识,热情向上,乐观追求的可敬、可爱的多个侧面。《地狱门前的二十四小时》(作者乔云华,载第4期《散文选刊》),写李真最后时刻的表现,文字简洁生动,人物形象逼真,让人看出一个贪官求生怕死的最后一副面孔。阎纲的《严文井二三事》(8月5日《光明日报》),抓住严文井的几件小事,将一个心地善良,待人宽厚的长者的一生概括出来,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

王剑冰,河北唐山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我国著名散文家、《散文选刊》主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著作有《卡格博雪峰》、《百年百篇经典散文》、《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等。曾应邀在“北大论坛”讲述自己的散文观念。 王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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