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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歌的河流》刘志成

没有葱葱茏茏的山,没有清清澈澈的河,亦无啁啾的鸟鸣和自由自在的漫漫牧马,只有那荒原,茫茫苍苍,散漫而无度。唯一有生机的是那些点缀在苍凉中零星的枯柳,疏落的人家,还有稀稀拉拉的内流河了。

这就是我的陕北高原,我的坚强,我的痴气,我的真性情与灵泉涌动的生命厚土。我以为陕北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域,正是基于历史上战争的纷乱而沉淀的太多的艰难和辛酸,那座座光秃而苦焦的丘梁,才揭开了令人心酸眼涩的丰厚辽远,耸起了触人肤热的文化骨架,为我们幸运地完成了一份万世的敬仰;那宛若军帐中的巾帼花木兰般美且刚烈的酒曲、和荡人心魂的野不溜溜山曲,才构成了陕北人精神的根基和记录陕北的一部浩瀚史诗。

陕北民歌生长的过程,就是高梁、糜谷们成熟的过程,它长在河洼洼,崖畔畔;长在陕北人的骨髓里。它饱含了粮食的精华和泥土的芳香。如果没有这些质朴无华的“音乐文学”,陕北高原浑厚的生命况味就会顿失光色,陕北人在精神田园里的耕耘就会付出更多的眼泪和心血。

我翻过有关陕北地域的各种文献,查知远在上古时的陕北,曾是一个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地方,适宜于远古的人类居住、狩猎、采集和发展农耕。

到了公元前五至三世纪,这里先后出现了荤粥、鬼方、猃狁、默和戍、狄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不但继承了无定河、孤山川河流域积淀下来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精髓,而且汲取了中原文化的醇厚、晋文化的精细、北方草原文化的豪放,使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成了独特的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

同时,这些氏族与部落,为扩张自己的领域,在殊死的拼杀与掠夺中,战胜者和战败者同存活了下来,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这个形态也就是文化上的交融)。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粗犷、古朴、浑厚与执着的独特文化,放射出了璀灿煊目的光彩。

公元前215年,一统六国的秦始皇为了加固他的大秦帝业,令大将蒙恬帅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失土“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陕北一带)。匈奴在秦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秦就在匈奴的弃地设置郡县,并把中原,山西一带的民众迁移到河南地屯垦。

公元前121年,西域龟兹国归附,汉武帝迁共部族降众定居榆林一带, 并在其古城滩置“属国都尉”治所。

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陕西、北地、西河、上郡(今榆林一带)、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同时安置了归附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众军屯。

公元前111年,汉庭令“上郡、朔方、西河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公元419年,攻下长安的大夏赫连氏强令一批被俘的所谓吴人定居统万城。

公元764年,唐朝将归附的党项族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北米脂县西北)、夏州(今陕北横山县西)东部居住,号平夏部。

公元1472年至1501年,明朝先后从云南、两广、福建、浙江等地清解“不服水 土不肯去实边”军人和“情重罪囚”至陕北榆林一带屯垦;同时还从陕西西安、潼关、山西蒲洲、河南南阳、颖上直隶宁山抽调“轮班官军”驻守拓荒。

合上陕北触目惊心的历史巨卷,我们就会不难想到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军民,因思念故土,常邀三五好友把酒弄弦浇愁;不难想到他们将故里的“丝竹韵音”同本地在战争中孕育的豪放、率直的音乐相融合,从而唱出了一支在华夏史上独树一帜的歌。就在那种苦难、苍凉的环境里,陕北酒曲才越来越生活艺术化,逐渐完璧无瑕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至纯至美:

芦花公鸡窗台台上卧
不图喝酒图红火
酒曲曲出在心里头
抖搭上几声声解忧愁

词平句淡, 至纯至美的味儿会在哪里呢?我之所以这样说这首酒曲,源自老家一个牧羊老汉的歌声。老人老伴去世早, 一个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也成了植物人。老人后半生都在远离村子二十里地的沙地牧羊,通年难得见上上一个人。那年,我的一个堂哥结婚,抽空回来赶亲事的老人的歌声嘶哑苍凉,像暴雨泻下岩石。一屋划拳、嘻闹声全嘎然而止,都在静静地听。当我穿过人丛的目光触到老人紫黑紫黑的脸庞时,我一下子愣住了。随即释然:闷在心里的声音久了,爆发了能没有神性的能量吗?而没有苦难浸泡, 陕北酒曲会不会像割下来的韭菜渐至变黄?凝视着老人浑浊的目光,咀嚼着老人如苦瓜一样清肝润肺的歌声,我心里有一股难以抑止的酸楚在升起。

另一方面,陕北高原温差极大,素有“早晨皮袄手套,中午汗衫草帽,下午风镜口罩”那种蓄满无奈的愁苦之说。春漫来时,风也多了,时而大了起来,在沙尘漫天频卷之后,瓷了眼了吧,大而灰蒙蒙的高原准会浮出一腔触目心惊的惨痛:稼根裸露的吹蚀区不再是绿意的流动,禾苗埋没的堆积区也残忍地堆砌出一种粗拙的不屈。十年九旱的高原,在冰雹蹂躏的肿胖不瓷里在寒流四月八还能冻死黑豆荚的恶劣气候里昭示着大艰难与大魅力的高原,因了这些自然因子,农作物的收成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人们只能悲苦地在一种颗粒无多的年景中剪熬。面对泪水浸泡的日子,压抑的高原人为融解心中的圪圪瘩瘩,喝酒、放歌便成了医治神经痛楚的麻醉剂。1996年,我在横山党岔采风。当我听到离乡政府三十地有一个唱民歌的光棍老人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借了辆自行车一个人晃晃悠悠地骑着去了。在老人家门口,我听见屋内嘻嘻嚷嚷,好像正在举行宴席。我迟疑了一下,正想敲门,有撩人的酒曲飘了出来:

安下桌子乌木呀儿红
捕来的野物味儿醇
怀抱上琵琶手抓上筝
抖起嗓子听的也是音
金盅儿斟满了竹叶青
咱放宽个心红火到大天明

那声音像山泉在岩石上淌过。像彩蝶在花朵上翩翩。聆听着歌声的我,忘了敲门,只觉得那歌要流进心里来。后来进屋,发现老人是一个自娱,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天怔怔地呆看着老人,忘了说话。

当我的思绪触摸到遥远岁月里那悲惨的血痕和郁垒的压抑时,心被绞疼了。我以为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才使酒曲成了先辈们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 。也许,从祖先们沙哑的嗓子里流出来的那些音符,已被残酷无情的时间给剥蚀了,可剥蚀不了陕北人那种特有的苦难情结,和子息们灵魂的净化、升华。与现实中澎涨的欲望无缘的我渴望这种悲风千里,苦情汹涌的无奈。我觉得只有陕北高原的荒凉、沉闷才能容得下自己一颗骚动的灵魂。

朋友, 倘若你农闲季节到陕北做客,主人会摆出丰盛的茶饭,热情地招待你,陪你大碗地喝酒。酒至半酣,说不定谁就会杀出来这么一段助兴:

野地萝卜辣得也是葱
黄叶白菜过了时辰
人说是小葱韭菜生得也是俊
黄瓜菜绕球眼昏
芫荽菜桌儿上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先喝三杯竹叶青
再喝三杯状元红
人说是烧黄二酒生得也是俊
葡萄酒绕球眼昏
熏黄酒盅儿里抖起精神
请起亲亲连喝三盅

这宛如清笛悠扬、又似黄钟轰鸣的曲子,在一定程度上溶入了江浙文化的灵秀,也渗透着河套文化的粗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制。陕北人唱酒曲,为使吐字行腔,气息控制流畅,增加曲儿的音乐色彩和力量,喜欢在曲中随口加一些诸如“哎哟”,“呼嗨”,“那个”之类的衬词。有一年,我在靖边农村陡然听一个老汉唱这首酒曲时,猝不及防地被击中了。老汉唱时,酒曲中的装饰音一律用“呀”来代替。行腔润色因了这个“呀”字宛转回旋,舒展开阔。每一声“呀”字捎带出来,咏唱速度就缓慢下来,像是朗诵在抒情,又像是心情激荡,紧张,激动情绪全含在了一个“呀”字上,一个“呀”字 贯穿始终,整个曲儿因之而恬静含蓄,热烈奔放,音乐形象更加鲜明。像春风拂过冻土,又像是泉水叮咚山涧,让我怔怔地在一种回味无穷的音乐圆润里长时间拔不出来。为了破译那千回百转的艺术秘码,多年来,我常常一个人有意无意地将那些歌子哼出来,妄图抓住融化过我、消解过我的激越,但怎么也进不了那种如轻风掠过在心湖掀起千万层白花花细浪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酒曲其实是一种心情的渲泄,只有恣意地唱,才能倍感舒畅。

对于主人殷殷地劝酒,你只有端起碗一饮而尽。几碗下肚,老乡们的酒歌也多起来了,又是什么“烧酒本是糜子水,喝在肚里养身体”,又是什么“羊羔羔吃奶双膝跪,我想和朋友碰杯杯”,这曲不迷人人自迷,调不醉人人自醉,韵如阳春白雪,境似高山流水,听得你犹如肺腑里注入了一汪纯美甘泉,余韵回荡。

倘有主人的男亲家在场,这摊场会越发地热闹。泼辣的女主人傍了亲家,白嫩嫩的绵手手端起酒盅,抛个馋人的媚眼,向亲家递去。亲家乘势将手一捏,喜滋滋地说要听亲家老婆的奴声气呢。女主人不免耳热心跳,面起桃红,有心戏亲家几句,可儿女在身边呢,只得故作一本正经地嗲声嗲气唱了起来:

初五十五二十五
姐弟二人磨豆腐
磨的豆腐稀糊糊
这盅盅烧酒洗屁股

静听着这意趣横生的酒歌,朋友,你的神经因长途奔波虽未松驰下来,但你的心神,你的情感,你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似乎注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对你的猜想,其实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理解我怎么就叫它牢牢吸住了,仿佛自己就是一句清俊的歌词,在做一个甜蜜的梦有时几天里听不到这种歌声,我只会觉得清寂的很。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酒曲,历经久远年代的浸泡,变得更加醇厚了,它已由单唱发展到了对唱,由围绕酒的圈子发展到了不拘格式和体裁:

什么人四岁把梨让
什么人七岁称大象
什么人十二当宰相
什么人十二领兵将
孔融四岁把梨让
曹冲七岁称大象
甘罗十二当宰相
周瑜十二领兵将

这虽是一首由古代聪明儿童的事例编成的对唱酒曲,但也渲泄出陕北人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远大抱负,张扬出他们骨子里内在的人性色彩与神秘无边的生命张力。我以为这种宣泄生命的勇毅,把岁月的苦寒织成了一种扶阳正气的温暖。它是粗犷的,像汹涌的江河激情张扬,有一种撄动人心的洒脱。我的声音中……虽然缺乏这种亢奋,但我不会因此而自卑得低声下气。如果还有什么积攒下的事情要我做,那就是弄清这片土地的全部。土地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一个人默默地干下去,不因孤独而放弃,使我的孩子的声音中也缺乏这种亢奋。

我们再听听气韵同样宛然天成,可意味却相当隽永的另一类酒曲吧:

什么上来一点红
什么上来像弯弓
什么上来成双对
什么遮球了个黑洞洞
太阳上来一点红
月亮上来像弯弓
织牛星上来成双对
乌云遮球了个黑洞洞

这是陕北人对自然界丰富经验的累积,仅这足可窥见陕北人心细如发的脾性了,也更能体现酒曲是陕北人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一份精神食粮,那里面渗透着他们的泪水与汗水。他们在它的透明中浸泡了自己,酿造了劳动的芬芳。它在他们的生命里像瓷砖、钢筋、水泥装饰城市一样洗去了大自然的冷峻,让他们在凄风苦雨的攀援里回归宁静,扎稳了自己的脚跟,促成这块土地上盛产的软糜子般柔韧的性格,用玉米面酿做的黄酒般恬美的情怀。那一年,我去神木县西部一个名叫大保当的小镇采风。酒摊场上,主人唱了这首酒曲要我对,那天,恰主人的拜识也在场,他拿过烧酒盅子斟满接上茬口,趁机谑浪了一回:

小妹子嘴唇一点红
细细的眉毛像弯弓
年轻轻男女成双对
红缎被子遮球了个黑洞洞

那时我的心情被调动起来了。借着酒劲,我跟着主人忘情地唱。第二天,那家女主人,说我那夜醉得手舞足蹈地吼喊着不睡。而我清楚我很清醒,我是用歌声把平日里淤积在心头的压抑吐净。这个情节,我一直无法忘掉。我清楚在乌烟瘴气的现代都市里,这种回味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慰藉。

“酒曲曲好比没梁梁的斗,装在咱的心里出在咱的口”,像这样的酒曲,在陕北是随处可以听到的,即使有三五个大出版社整理,也出版不完。它优美的旋律,精妙率真的语言,个中情味的真挚朴拙,意境的高远雄浑,无不令人心弦上紧,沉浸难拔。古人有“三月不知肉味”词表达人沉溺于艺术氛围中的感受,我虽不能用准确的词形容,但我知道我能听到这些原汁原味的歌就足够了。时间虽淘汰了一些酒词,但并未淘汰了它的精华。它是父辈们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不朽史诗。它的痛苦欢乐都是酒,都是精血和元气,都是从水中酿浸的高梁、麦子的毛孔中飞翔出来的唐诗宋词,和柔韧而刚强的民俗民风文化作坊。

当你刚从醉人的酒曲里醒来,朋友,你又会被那酸不溜溜甜格丝丝的山曲所勾去。山曲就是信天游,信信然然地唱,环环复复地飘。这种悦人的山歌,同酒曲一样,起先也与军队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亢)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今陕北甘泉、富县及洛川一带)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可见,它根植在陕北人繁衍的茫茫黄土高原之上,历经了历代人民精心的施肥,才长成了今天这种风格独特的民乐奇葩。它是特别孤独的古典五言、七言诗,很吻合这个多山地域的大空旷。或许因润了迭词、慕拟词、衬词等,它让人感到亲切的很,为那股泥土气息的芳香陡添激动,心时常浸在至纯至真的大山情调里平伏不下来;或许因长了赋、比、兴和连锁、双关、反复等一根根沟通人心灵回归纯朴的肋骨,它让人痴迷在朴素的风土人情里,感受到一颗颗无助的心灵,对着最亲近的大山,把自己全部交给民歌,抒发闷在胸腔里的那种凝重的悲凉和激愤;或许是因渗了乐府调的韵脚,并不用或少用角音 ( mi ),那种悲怆的令人流泪的声音,在疾徐有致的节奏里,跳跃着一种旷世的痛苦和柔情,令人不能抑制地总想跟着抖两嗓子哪怕是跑调的音腔。充满浓酽酽生活气息的陕北民歌,以物托情,以情赋声,高亢地张扬出艺术的雄浑热烈,沟通了无数寻找真实与纯净的心灵。它浓浓的野味,给人的感觉不是粗俗,不会听上几遍就觉得厌烦,相反是一种永远滋养精神的艺术享受。它只有在老实巴结的陕北人的嗓子里扎根,才能疯狂激荡地旋出一个真切悠远的艺术世界。他们心头有爱,心底有伤,苦处唱它甜处唱它,也难表述尽他们的万千情意。一旦唱起来,他们往往溶溶忘我,进入天人合一要死要活的境界,令听者为之心动神摇,血澎脉涨。余音袅袅,绕心三日。文友马丽华在《走过西藏》序言中说:“我之所以热衷于牧区,藏北,正是基于对那种游牧生活已往全然无知。”我知道我不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陕北民歌的血浆。我是从《东方红》里逃出来的那一句(我不知道那一时期像刘姥姥在大观园吟得诗一样纯朴、自然的陕北民歌一下子萎缩,刮起这样一股赤色的风,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悲哀和残酷)。是由村落延伸的鬼神境界里属于激情的压抑的那一句,是合于天道,融于自然的那一句。多少年了,每听到那些像黄土一样朴素的歌,我的灵魂就被那种神性的精神硬度给紧紧拽住。

你听一听山坡上的蒿草丛里亦或河边的柳树林中飘漾出的一声声甜美的情歌吧:

阳婆婆出来照西墙
爱妹妹的心思一肚肚装
手拿上刀刀磨石上处
你不信我就豁开肚

歌者是一个俊格丹丹的陕北后生。他正面对着朝阳,真诚地以生命的力量,喷射出心海里恒久、炽烈的爱火,真心真意地去煨热姑娘的芳心。但正是这种“青杨柳树活剥皮,掏出良心爱妹妹”的感情冲动,才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陕北人那种“荞面咯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郎情妹意一辈辈,枪子儿穿心不后悔”的情爱自由性与神圣性。我在商风熏人的城市里,就是用粗犷的信天游在一个酒摊场上挽住了我的梅。如果没有歌声,我恐怕永远也走不进她的世界。从此,我看到了那些音符的能量,把孤独逼出了门外,剪雪成诗我由此而失去了衰老的理由。

小伙子大胆而爽朗的土性性歌声,也许,像我一样说不准就煨热了哪一个暗害相思的姑娘的心。急骤而来的兴奋令她几乎昏眩,甚至连周围美丽的旷野也吞噬了。她抿了抿额前垂下来的几缕秀发,随之那甜丝丝、沙悠悠的音符便振荡在空旷里:

纸糊顶棚苇子绑
我也时常把你想
既想就该来
单怕我娘嚷

这些陕北姑娘们意真情实的风流野唱,系紧了男人们那颗沉甸甸的“撂下村村撂不下人”的心,使他们在这块穷困潦倒的土地上,躬耕不止,繁衍不息。对于我来说,跑出那块盛产爱情的土地,当初孤单地站在远处眺望那些“心里有谁就有谁,哪怕狗日的跑断腿”的陕北姑娘,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让裆里的家什闲置着,真是太可惜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东西肯定给面子,让人自豪不已。到我老了,它就不肯巴结了,开始欺侮没力气的我。从那块板结的土地上逃出来,我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哦,朋友,若说这些抒发爱恨情缘的山歌,是陕北人满腔澎湃热血酿成的甘冽的艺术之酒,那么,以独具时空的意念和心襟穿越历史迷雾的歌词,则流淌着“大江东去浪滔尽”的万丈豪情,流淌着“怒发冲冠”的悲壮美,流淌着一种能令人听之而心境拓展的无岸宽适:

杨家那个父子哟英雄将
一口刀来哪七杆杆枪
北国里有个天庆王
金沙滩前哪哈哟呀摆战场
锣鼓那齐不隆咚咣咣咣
旌旗那花花一花扬
得球得球那哈一咳忙
七郎催马哟大战那个瘟韩昌

透过这些山曲的神狂气荡,仿佛一下子又将历史拉回了那血光剑影弥漫的岁月。这些声音告诉了我许多年前的那股渗在生活里的血腥告诉了我什么比什么更有价值。虽然悲愤的呐喊声已渗在了越来越远的时空里,但斩不断我敬仰的目光。我曾绕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倾听过这些声音,它虽然抽得人永远心痛但我还是要走进去。

当然,情感质朴、乡土气息浓郁的信天游,除了风韵袭人,听之如品美酒香茗而舌苔流涎,除了具有历史、文学、美学的研究价值,对高原人还有 “阴沟里的冷泉黄河里的水,人不讲义气不如个鬼”,“水由人改树由人栽,丰收全靠劳动来”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浸润,就像唐人吴道子的名画《地狱变相》的传神,令当时京都屠夫改行另谋生计,自有一种撩人心动的魅力:

歇时平地歇,不要靠崖头,恐怕崖头倒,压你崖里头。
过河坐船舱,不要坐船头,恐怕风摆浪,闪在河里头。

这是一个新婚妻子对走西口的丈夫生离死别时的痛苦叮嘱。我最初对这首《走西口》的认识很肤浅,以为歌子只是渲染了陕北女人丝丝缕缕的深情和牵挂。对它真正认识是从一个足可以做我祖母的陕北女人流泪的声音里开始的。当时,我突然捕捉到从蔫蔫的快要旱死的糜地里飘出的悲苦的音符时,我吃了一惊。当我看见穿得补丁摞补丁的老人顶着毒辣辣的日头流着泪锄地时,我的心口一痛,掂出了老人泪蛋蛋后面隐藏的是什么。那首歌是我听过的歌声中最凝重的一首。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它不是一般的情歌,它不仅表达了陕北女人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荒睡时无法抵挡孤寂的另一种恐慌:家园的荒芜,尚能和男人共同承受,夜晚的荒芜,一个人堵在心里,又有谁来分担呢?年轻的时候,那种激情的把夜晚收拾的水灵嫩秀的尖叫和呻吟正旺得很,人却要分开了。老了,即使在一起,它也蔫了,夜晚除了尴尬和干燥,还会有什么呢?

雪花打墙冰盖房
露水夫妻不久长
白云照在茅粪坑
赌搏场上没好人

这是包涵做人的道德与精神气质范畴的一首山歌,它和那个酒肉穿肠的济公游戏风尘的济世妙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箭双雕地既起到传唱娱乐,又为人们荒芜的心田拔除了杂草。更重要的是它在探示和涵盖陕北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背后,深力度地描述、揭示了陕北人重义、重情、敢作敢为、行事大器的心理、精神、性格、人格方面的磅礴大气。这一类的山歌既融进了哲学的辩证思考,又是祖先们另一种方式的现身说法。它经历了时间大火的锻烧,才向我们留下了今天刚柔相济的利落老辣。我虽远离了这种陈列在岁月里的神性硬度,但还有一些金属的刚气泛涌在心里。而我的孩子,失去这块土壤之后,能否抵挡得住城市里物欲横流的诱惑呢?我真是担心极了。

而最激动人心的山歌,还当数陕北人在与民歌的对舞中找到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时的那像长风一样悠远火焰一样炽热的乐曲:

正月里闹元霄,村子里好热闹,
龙灯狮子跑呀,水船后面摇。
船里边坐得二袅袅,实实生得好。

是啊,陕北人将原生、超卓之特质,朴素、清新之诗风的山歌,作为返现、完善、发展他们自己的源泉,凭着一种忍辱负重但又狂草人生的豪气傲气,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旋转、飘曳的影子, 找到了自己流浪的支点和这个竞争年代里对知识、思维、意志、技能、感情等方面综合竞争的坚硬与冷酷,挺起了胸膛站直了腰。此时此刻,子孙们能不敞开胸怀,自豪地吆吆喝喝“三月三的茵陈通鼻鼻香,六月六的曲曲顺心心凉”吗?我当初是担心让一把镢头一张铁锨的事情覆埋了一生,才逃出故土的。可在漠然的人流中,我孤独的旗帜并未飘成什么呼啦啦的风景,吸引了什么人。我清楚我的孤寂不适合城市与人群,只配点缀那些盛产空旷与荒凉的原野。我虽走出了故土,但把梦永远留下了。我明白接受苦难是心气旷达的最好决择,可我已被生活中的另一些事情永远缠住了即使回归了那块被人改变了的土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拿得动生锈的铧犁去复活根的葱茏?是否还能找到相依相随过的唢呐悲奏出大地曾经的叹息?

许多年来,我在这些歌子里穿行,揣摩着它在壮美或悲怆里所引燃的浩瀚与纯净的艺术之光,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激奋与感动,甚至梦中也萦绕着它被高山被历史孤立的生命诗性,它在现实泪影里燃烧的理想欲望和永恒的精神意念,它在大空旷大摧毁的物质世界里舐着我们的熊熊热度。那苦难中涌动的不屈,以致我在哼着它时,不会为自已独守清贫的精神阵地感到后悔,就如冬天里围着火炉时,我们的身体不会感到寒意逼人。我觉得每一首酒曲就是陕北人生活的一剂调味品!每一首山曲就是生活贫困、精神富有的陕北人的一种独嘲自娱、大乐大欢的超然与人生态度之折射。那优美的内涵,那诱人的内容,犹如陕北这块纯朴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沙打旺、沙竹一般,年年发芽年年疯长,绿油油、水嫩嫩。它带着暴雨狂风的激越,人生的悲欢,在陕北人的口里久唱不衰,辈辈相传。它的温暖裹紧了脚下这座绵绵的黄土高原的饥寒,它的精神支撑了一代又一代柔韧而强盛的生命。它拍击时间的强音,已成为陕北高原之魂和当代人性灵的憩园。记得是95年,我在神府煤田的一乡镇遇到了一位教英语的英国女孩。她说,山隔峁阻的陕北对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但听听民歌,虽在异国,一个人一点也不觉得寂寞。何偿不是呢? 我接触过很多时下流行的歌子,但那些刻意做作的音律对我确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每当苦闷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吟味起记忆里的那些原生的歌词,想放开嗓子抖出久违了的情愫。每次坐在酒摊场上,我总要重温那渐去渐远的痴迷。尽管我的粗燥沙哑的歌喉进不了陕北民歌的殿堂,但我依然唱得很投入,我不在乎“神经病”、“疯子”之类的雅号扣在头上。

美国记者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走向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而我想说的是:就是这唱一声千般苦处,歌一句万种感慨的酒曲山曲,用它们史诗般的思索和记忆,在高亢而又飘逸的乐音中化作高原风,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搂抱着陕北破碎的山梁。梳理着陕北的沟沟岔岔,把陕北的叹惜陕北的雄沉,刻在了陕北人的额头和心里。

但当我又一次走向陕北的山山峁峁,我发现陕北人的苦难在商品经济的炽热气焰中已走向了冷落。历经了大艰难与大悲凉的陕北民歌最自由的飘弋和最响亮的吼唱也同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面对现实的物欲横流,它作着最后的挣扎,它当初随苦难滋生,现在也正悲哀无奈地随苦难远去,渐渐荒落。

面对陕北民歌里的爱情和理想风一样的远逝,我的心快乐不起来。后来,我终于在疼痛中作出决定,抢救那些已临消逝的音符。为此,我像一只鹰,滑翔在陕北的山山峁峁里,在三年多痴迷的搜集中,那望不到头的山梁,时常令我热泪盈眶地看不够。骨子里氤氲着山间大寂静的我,在走访390多位民歌手中,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无法表述的亢奋,一生中,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我带着那本整理成的《活格睁睁扔下妹妹你走呀》的民歌集,四处奔走,但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无偿接纳。当我负债自费出版了这本民歌集时,还末来得及走出那淡淡的油墨清香,我的梅就拖了缺钙的小儿无奈地哽咽着离开了我。眼泪一下子夺眶淌出,我内心无比沉重。摸着发疼的心口,我心中一片迷惘:疲于捞钱的人群中,还有谁在作着向陕北民歌这朵艺术之花最后的瞩望和持守。我想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虽整理出一本厚厚的民歌集,但整理不出民歌中甜蜜的爱情。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去了陕北红碱淖湖。我的目光和那静静地躺在毛乌素沙漠怀抱里的幽蓝的湖水,和那湖畔沙梁上鸡蛋清一样嫩的绿,绿,梦幻的绿相遇的一瞬间,骤然间惊悸了,灵魂里涌起了一股难言的感动。风中一缕激情悠远的歌声也袅袅飘来,事前毫无准备的我一下子陷入了那种好久找不到的激动里:

郎在丘上放牛羊
姐在河边洗衣裳
郎望姐,姐望郎
牛羊跑上打麦场
搓板打在脸盆上

歌声是沙丘中植树造林的人唱的,在明净的天底下,显得那样地悠远,明快,那样地深情、激越。我曾在录音机上听过一些江南民歌,但那些歌子怎么也抓不住我。我是冲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那首古典明丽的词听歌的,尽管不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依然渴望。现在,这种压抑了好久的感觉终于找到了,我的心波动在歌声里,眼前的湖水也在宁静中悠然颤动起来。

我一下子拔开了一直困扰着我的陕北民歌在历史与现实里的迷雾:在陕北的民族交融中,在陕北的驻军移民中,为了生存的陕北人,贪婪的眼睛对准了这块曾是“森林茂密,河流湖泊星罗棋布”的土地——伐林、开荒。在远古疼痛的信息里,山变荒秃了,河流走向了干涸,气候也干燥少雨了。恶劣的环境渗进了陕北民歌的骨骼,它凝重、悲怆、荒凉的基因,从此在压抑、贫困的陕北人心头扎下了根。顺着时间的甬道,在陕北人的悲欢离合里蔓延、荡漾了下来。当陕北人挺起腰杆,告别了“苦难”时,陕北的土窑洞逐渐成为历史的经典,搬进宽畅明亮高楼的他们心情舒畅,难怪流淌着凄美、哀怨、痛楚的陕北民歌要随风远逝呢?!认识到祖先破坏了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为自已酿制了充满血色的荒凉人生的陕北后辈们,把一株株树带进了春天,开始营造一个绿色的梦在民歌中飞翔。我们不难想到,当陕北在子息们的手中还原了远古时的林密草茂,水沛土肥时,陕北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腾飞的窗口,陕北民歌也定会像陕北在历史上的民族交融发生质的变化。尽管内容我们猜测不出,但调子准像“江南可采莲”那种走进历史的经典一样明朗起来。我断言在几个世纪甚至几百个世纪之后,它的深度会越锻越端庄浑厚,不像我们人体经时间一冲击,精气和血脉就枯竭了,躯体就朽而为土了。

眺望着目力所及的地方,大地与蓝天融汇成绿意茫茫的一片,行走在高原的我,幸福在一束明净辽远的光芒里。

洪烛:《黄河意识流》

黄河,一看见你,有人就想哭。

哭自己的祖先,被席卷而去,消失在看不见的下游。哭自己也将同样消失,连一朵浪花都不如。哭还会有别人,替身一样出现,站在我空缺的位置,继续哭。

哭天,哭地,哭树木。黄河有多长,人类的泪腺就有多长。铁路大桥、防洪堤坝、摆渡的舢舨,都是暂时的,必将随同混浊的泪水一起消失。三千年,可以短得像一分钟。

在黄河面前,人没啥了不起的。哭着哭着,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只会流泪的动物。

即使这样,也构成黄河小小的支流。

想在黄河里洗洗手,洗去一些书卷气,染上一些土腥味。

想用黄河水洗洗脸,面孔或表情,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变化。心跳也加快。洗洗眼睛,既看见了前世,又看见了来生。洗洗手帕,在风中晾开,为下一次流泪而预备的。

索性跳进黄河洗个澡吧,屏住呼吸,或者尝试着用鳃呼吸(写诗的稿纸是我过滤情感的鳃)。越洗越干净,或越洗越沧桑。把衣服留在岸上,把影子和往事留在岸上,洗着洗着,我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

黄河两岸,有着一模一样的树木,一模一样的村落,一模一样的人。

一模一样的人,种着一模一样的庄稼,又有着一模一样的想法。看不出谁是谁的倒影,都显得无比真实。也许这一切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只不过被黄河均匀地分开了。看不出谁更多一些或少一些,彼此成为使对方获得满足的另一半。

我还是察觉了黄河两岸细微的区别。在陕西旅行,隔着一条黄河,对面就是山西。两个省都有头扎白羊肚毛巾的习俗。只不过陕西农民习惯将白毛巾在额头上打一个英雄结,而山西(乃至更远的河北)的农民,则是用毛巾包住头发、在脑后系一个结。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别,使我辨认出自己面对着的是哪个省。

我也买了一条白羊肚毛巾。一时还没设想好,该用哪种办法系。让我再好好想一想吧:做陕西的儿子呢,还是做山西的女婿?既然两个地方都这么热情地挽留我。

早就听说陕北某县,有一个渡口好像叫风陵渡,抗战期间红军就从这里渡过黄河,去对岸的山西打鬼子。我徒步跟着黄河走了很久,却连风陵渡的遗址都没找到。因为下雨,没遇见一个可以问路的人。

渡口在哪里?渡船在哪里?划船的人在哪里?搭船的人,又在哪里?对岸的村庄在哪里,墓地又在哪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自己迷路的影子,被河水冲得歪歪倒倒的。

我站在河的这一边,找失传的古渡口。对岸,说不定有一个被雨淋湿的幽灵,也在低头找啊找。他找的是回家的路。

黄河的这一段,所有人工的建筑都拆除了,只有流水,只有流水。

黄河流域,有着数不清的古战场。逐鹿问鼎的战争,大抵从炎黄的时代就开始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愈演愈烈。到了秦汉以后,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不信你去翻翻二十四史,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当一部分以黄河流域为大舞台。黄河流域,产生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古都,乃至古战场。当然,也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古圣贤、古英雄。自先秦至北宋,共有41个朝代建都于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只有12个朝代,大多为躲避战乱南迁的,或者是一些短命的小王朝。

长江构成中华民族的南方血统,黄河则构成北方血统。各占半壁江山。人们常说南方出文人、北方出帝王。黄河流域是孕育帝王将相的一块绝佳土壤。林语堂认为在历史中北方人基本上作为征服者:“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个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的出生地。”

陇海铁路,需要跨越黄河,黄河上也就搭建起著名的铁路大桥。黄河,周而复始地梦见金戈铁马之后,终于梦见了现代化的火车。火车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宣告封建时代的结束。直到今天,面对锈迹斑驳的黄河铁路大桥,我仿佛目睹中国的一部断代史。大桥连接黄河两岸,而历史恰恰在这里发生一次意义深远的断裂。

黄河,在桥下流,在铁轨与枕木之下流,在车轮滚滚中流——乘火车经过黄河,我依着车窗,目不转睛地看呀看,就当作对这条著名的河流行一个注目礼。简直比面对任何一座纪念碑更为虔敬。流水,是不灭的碑文!

远古时期,所谓的“河”特指黄河。它是一条横穿《诗经》的河流,被描写的次数最多:《诗经》写到“河”(即黄河)的诗有15首,“河”出现27次。其次是发源于山西的淇河:写到“淇”的诗有6首,“淇”出现18次。而古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属于黄河水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掀开《诗经》的第一页,水鸟与荇菜簇拥的古黄河就出现了。眉目传情的窈窕淑女和好逑君子,如今你们在哪里?由于《诗经》中的第一首就是爱情诗,为男女主人公提供幽会地点的黄河,在我心目中是一条爱河,《诗经》也相当于一部“爱经”。黄河,为二千六百年前的那对情侣(简直比牛郎织女还要古老)作证。除了《关雎》,还有一首《蒹葭》,也表达了河边的思念。今天的小情人们,永远生活在那条诗化的河流下游,只认识芦苇,却不知在水一方,白露为霜的蒹葭为何物。《诗经》时代的爱情快变成神话了,或者说快变成童话了——那毕竟是人类童年阶段的爱情,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初恋。我固执地认定:古典的蒹葭,是黄河边最浪漫最美丽的水生植物。我要溯流而上,去黄河的源头找蒹葭,找那青涩而又纯洁的——初恋之前的初恋。

如果剔除了黄河或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诗经》是否可能继续存在?至少,会变得苍白。

《诗三百》据说是孔子编选的,他为什么把《关雎》安排在第一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我想像中,使孔子感叹时光流逝的那条河,应该是黄河。也只有黄河,能承担起如此原始而又厚重的哲学命题。

孔子是属于黄河的,正如屈原属于长江。屈原是悲观主义者,最终怀沙沉江;孔子则积极而务实,他带领一班穷学生周游列国,遍叩诸侯的豪门,基本上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奔走。黄河赋予他奔流不息的理想,黄土铸就他忍辱负重的品格。

黄河与长江,分别构成孔子与屈子的事业线、生命线。孔子编《诗经》,屈原赋《离骚》,也就成为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的早期代表——即所谓“各领风骚”。《诗经》里的风雅颂,尤其是十五国风,如同神的呼吸,吹拂着黄河两岸的农事、渔猎、畜牧、祭祀、情欲、婚嫁、生殖、兵役几乎无一遗漏。这是一股农历里的风,温柔敦厚,而又思无邪。

到了唐代,长江推举出四川人李白,黄河也培育出河南人杜甫——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黄河流域,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熏陶,被尊为一代诗圣。嘿,“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句)。

黄河,圣人一样的河,周身弥漫着传统的影子,甚至可以上溯到尧舜禹的年代。

一个诗人,要么选择长江,要么选择黄河。他需要精神上的继母。一个诗人,一生中既不曾歌颂长江,又不曾赞美黄河,他就不算是这块土地孕育的诗人。他就是私生子。

一个诗人,不管喝长江水还是黄河水长大的,他永远眷恋乳汁的滋味。他等不到情感上的断奶期,诗歌是最好的童话。一个以婴儿的眼睛打量世界的诗人,终生敏感而纯洁。

我则更为奢侈:前半生选择了长江,后半生又选择了黄河。我是一个儿子,却同时拥有两个母亲。

《诗经》里的黄河,比汉乐府里的黄河要激烈一些,流的是爱,流的是情。
汉乐府里的黄河,比唐诗里的黄河要激烈一些,流的是画,流的是琴。
唐诗里的黄河,比宋词里的黄河要激烈一些,流的是火,流的是冰。
宋词里的黄河,比元曲里的黄河要激烈一些,流的是金,流的是银。
元曲里的黄河,比明清小说里的黄河要激烈一些,流的是男中音,流的是女高音。

绕了那么远的路,终于流到我脚下。沧浪之水清兮,抑或浊兮,刚刚打湿我的裤腿与衣襟。

唉,那些书可以不读了!我想像的黄河,永远比现实的黄河要激烈一些,一会儿流的是梦,一会儿流的是醒,使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现实的黄河,更像冒名顶姓的替身,惴惴不安地从我眼前匆忙流过,生怕被识破似的。是黄河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自己?

那些姓黄的人,或者自称黄帝后裔的人,有福了。他们与黄河同姓。

那些黄皮肤的人有福了。他们与黄河相同的肤色。

那些喝黄河水长大的人有福了。他们的血管构成种种支流,回荡隐秘的涛声。

黄河流域,地图上很小的一块,但可以随同那些有福的人,四处流浪,覆盖全世界
黄土、黄河、黄种人,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难怪若干年前,一部叫《河殇》的电视片,把内陆气质的中华文明比作黄色文明,把海洋气质的西方文明比作蓝色文明。正如黄河在崇山峻岭间突围,也有人海口,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或迟或早会进行剧烈的碰撞与交流

黄河鲤鱼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传说它们喜欢逆流而上,跃过龙门(位于山西),就摇身变成龙了。难怪孔子要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呢。看来圣人也望子成龙。

现实的黄河太混浊了。似乎鱼也无法生长。鱼纵然有鳃,也会窒息。我沿着河岸走了十公里,没看见任何鱼的影子。黄河里除了水,就是沙子(沙子,莫非是一些渴死的鱼?或者说,鱼已彻底退化成了沙子,期待着河流的重新孕育?)

我沿着河岸走了十公里,从济南到德州,没看见鱼的影子,却看见一个钓鱼的人。竹篓是空空的,可他仍然手持钓竿坐守着,纯粹作为一种习惯或者仪式?他不是在钓鱼,是在钓鱼的影子!

耐心的渔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绝望?但我相信你即使绝望了,也不愿意放弃——用独特的方式为黄河守灵。

不管有没有鱼,只要还有最后一个钓鱼的人(哪怕仅仅作为风景),黄河,就是活的!

长江流域多鱼虾。黄河流域多牛羊。前者是鱼米之乡,后者则以牛羊肉、小麦乃至高梁玉米之类杂粮为主食。黄河里的水产是否丰富并不重要。譬如我在山西,发现当地人不怎么爱吃鱼,嫌黄河里的鱼有一股浓烈的土腥味;而捧起种种面食则像吃肉一样过瘾。黄土高原贫瘠缺水,只适宜栽种那些耐旱的庄稼。“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幸好牛羊长得很肥壮。

黄河流域也讲究农耕,但比长江流域多了一些畜牧的气息。这里还?昆杂着诸多游牧民族的后裔,保留了逐水草而居的自由精神。黄河流域的风俗乃至整个历史,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渗透的混血儿。顺流而下,常见到沿岸的草坡有成群结队的牛羊出没,后面远远地跟着个手拿皮鞭或粪铲的牧人。为打发时光,牧人哼着小曲,像在唱给河流、山川、树木听。怎么瞧怎么像一幅古画。如果让画中人再把衣服换一下(换成磨出毛边的老式羊皮袄什么的),他就彻底变成一个古人了。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仿佛也回到了古代,饮马长城窟。

顺流而下,我一路打听沿途形形色色的牧歌(它们增强了这条河流的活力,构成额外的浪花与涟漪):青海的花儿,内蒙古的长调,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走西口》一类谣曲越是接近黄河的源头和上游,歌声越是苍凉浑朴。莫非民歌也跟黄河一样,越流越混浊了,逐渐由纯粹的自然进入世俗烟火之中?

若把黄河流域不同省份的民歌逐一收集起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就做过类似的事),本身就是一部编年史般厚重而又有层次感的书!记载黄河的风声、雨声、涛声、桨声,也记载黄河之子情不自禁的感叹与倾诉。民歌,是音乐中最有人情味的。

虽然《诗经》与汉乐府的时代已过去了,黄河,仍需要新的采诗官,手持木铎,在纵横阡陌间且走且歌。

一条河流,或大或小,可以为一座村庄命名,可以为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命名。还可以为一个国家命名。从甘肃到陕西,从河南到河北,从山西到山东,诸如此类的一些地方,河流的影子无所不在。饮水思源,它使沿岸的居民多多少少拥有某种虚拟而固执的血缘关系。黄河流域的古老文明,是有代表性的。一条河流,甚至可以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命名。

当然,它也可以为一个人命名。提起那位叫冼星海的作曲家,我首先想到黄河,想到风吼马嘶的《黄河大合唱》。他谱写这首曲子,无形中成为黄河的代言人。山河破碎的危急时刻,他于现实的黄河之外,创造出一条听觉中的黄河,铁流滚滚;正如他那个时代的兄弟姐妹,在秦砖汉瓦的万里长城之外,又携手打造一道“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听觉中的黄河,算得上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护城河”——护卫长城的河。一条史诗般的河哟。流血、流汗、流泪、流火,同时也流着融化的铁水般的旋律,流着钢花四溅的音符(哦,每一个音符都烫手!)。

冼星海的黄河,可比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之流凝重得多、悲壮得多。河流的心情通过音乐得以表现,得以渲泄。听觉中的黄河,永远是愤怒的。

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此言不算彻底的夸张。黄河上游海拔高达2000—4000米,下游海拔却不足100米,回头仰望,确实是滔滔洪流从天而降。黄河人海,会回头望一望吗?这是一次隆重的告别,为之付出了无数的日日夜夜。黄河的起源,大抵是冰山上融化的雪水;李白说的没错。甘肃有个地方叫天水,每听见这地名,我下意识地联想到黄河。

冬天的黄河,有时会被层冰覆盖,即所谓“欲渡黄河冰塞川”;一把透明的锁,把黄河锁住了,等着吧,春风会来的,那是另一把透明的钥匙。

黄河解冻,一个病人在苏醒,岸边新滋长出的柳条或其他树叶,是它惺松的睡眼所眨动的睫毛。黄河苏醒,对于守望在岸边的我来说,仍像是梦境,梦境里的梦境冰块坼裂并且相互碰撞的声音,如同忙乱的手指滑过琴弦,无秩序地发出梦的画外音。冰,是水的骨头。黄河水,也会长出硬骨头。

一群刚出生不久的鸭子,摇摇摆摆冲下堤坝,去黄河里试水。脚蹼的划动中,故乡一点点远了。但它们还是体会到某种阻力。这是它们第一次看见黄河。黄河,甚至记得这一群家禽的祖先。同样的画面,每年都会上演无数遍。鸭子当然不了解黄河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河里的水,有点儿冷。赶鸭子下河的诗人,才会尾随着,发一些多余的感慨。

山东的黄河和山西的黄河,有什么区别?白天的黄河和夜晚的黄河,有什么区别?早春二月的黄河,和寒冬腊月的黄河,有什么区别?

即使同样作为守望者,我眼中的黄河,和你眼中的,有什么区别?黄河在变,变得太快了,快到了——每当眨一下眼。

蜜蜂分辨出两朵花的区别,我发现了黄河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它的永恒,来自于无数的瞬间。我的凝视,不过使某个瞬间变得具体了。

雨落在黄河上,像是接吻,水与水的接吻。天上的水与地上的水,碰撞时发出接吻的响声。听得我都有点醉了。看来它们都有些渴呀!水会渴,并且知道:怎样解渴。

雨点溅起的水花,使我看见了黄河嘟起的嘴唇。平常总是藏起来的,只为雨打开,却从不让我亲吻。其实我也渴呀。是否可以趁着雨声,偷偷吻一下?哪怕只是远远地——给黄河送去一个湿漉漉的飞吻。

黄河会拐弯。黄河累了,会打盹;每打一个盹,都会无意识地放慢脚步,或改变路线。它每拐一个弯就等于打了一个盹。曲曲折折的黄河,是一个时常被惊醒的梦。它在赶路。强忍住困倦。直到流进大海,才敢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再也不需要醒来。

站在黄河流经河南这一段堤岸上的我,仅仅是它打盹时所梦见的。我因为它的梦而变得真实。我因为它的召唤而来到这里!

黄河是一种意识流。黄河在我的意识里流。在它自己的意识里流。黄河,在无意识地流。这才是它,才是它的真谛:除了流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因为流动而存在。可它无动于衷的流动,给寄生于周围的人类造成说不完的故事。尤其当它决口、泛滥,带来恐怖与灾难。历史上黄河屡屡改道,使人类绘制的版图一次次改写。

我在河南鹤壁一带考察一段古称“白沟”的黄河故道。牧羊的老人告诉我:古黄河曾从这里流过。如今,整个河床裸露出来,杂草丛生。我弯腰拾捡几枚鹅卵石作为纪念:它光滑的表面,留有黄河水冲刷过的痕迹。

那天晚上,沿着古河道跋涉的我迷路了。或许,当年的黄河跟我一样,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它像患了失忆症一样不知觉地放弃了熟悉的路线。沿岸的村落,成了古黄河的遗民。

一位画家画黄河,从锡皮颜料管里,挤出了太多的黄颜色。甚至不需要调稀一些,就直接涂抹在画布上。

我站在旁边指指点点:应该多用一些绿颜色,给黄河两岸种上一片片瞬间就能生长的树,和永远不会枯萎的草。难道这不更好吗?

画家听从我的建议,这么做了。他的画,在背叛现实,却更接近未来:终有一天,覆盖两岸的绿色,不是画出来的

黄河像母语,从大地上流过,照耀我们的生活,从述说者与倾听者身上同时获得反光。而汉语,是一条流淌在我血管里的黄河,泥沙俱下,无论词汇还是语法,都构成强刺激。

从黄河归来,我开始关心自己血管的硬化程度,脉搏的次数,血液的流速,乃至血液里的含沙量。

正如我关心黄河里那些沙子的含金量。

我不是水利学家,只是个诗人。写诗,等于在血液里淘金。我努力发掘着一个人与黄河的血缘关系。

陆萌《大辽之宁》

十三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地球东方的古老大国——中国,称为“契丹”。直到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学中,还常把“契丹”和“瓷器”两词混淆,弄不清哪个是中国的历史名称。

中国的英语名称叫“China”。有人猜想,这个发音是“契丹”语音的演变。

航海史载,当年哥伦布出海探险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传说中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契丹国。雄心勃勃的哥伦布心潮澎湃,向着东方海平面的朝霞扬帆破浪行驶。岂料,巨大的海风袭击了船队,将他们刮向了大洋的另一个彼岸,结果阴差阳错,哥伦布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契丹,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名字,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契丹的发祥地是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契丹的影响十分显赫,他们创建的契丹王国——“大辽”,与当时的宋朝形成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南北朝对立局势,而且契丹具有强大的优势,其国土面积是宋朝的两倍多。

在浩瀚无垠的北方大草原,契丹是一个扶摇而上、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华夏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绿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绿色文明”,与黄色土地上农耕民族的“黄色文明”,在频繁的交往和征服中,不断融合和进步的历史。炎帝和黄帝的北南之战,开创了华夏文明的先河。秦始皇原属于草原戎狄部落,统一中国后才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大支”。北魏、大辽、金国、元朝、清朝,都属于“绿色文明”,汉朝、隋朝、唐朝、宋朝、明朝,则属于“黄色文明”。契丹人不自外于中国,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信奉自己是炎帝的后代。

契丹,在古代的少数民族的涵义,主要有“辽河地区水草丰美之地”、“东方太阳神”、“精炼的镔铁”、“奇首之领地”等,目前以“镔铁”之说通行。“契”,指坚硬的铁器;“丹”指朱砂红,又可视为契丹人生活的巴林大草原的鸡血石。不难想像,这是一个崇尚“铁血”的民族,具有强悍、刚毅和勇猛的性格。

在冷兵器时代,契丹人把自己部落的名字称为“铁族”,把自己的领地称为“铁国”,把自己的军队称为“铁骑”,结果,铁流千里,所向披靡。契丹人对盛产铁矿的地区十分青睐,那时,辽南地区就有首山、柳河等多个冶铁专门管理机构,有铁州、铁利府等许多“铁”的称谓。

契丹人把国号定为“大辽”,是对辽阔草原、辽阔疆土的赞赏。在沉积了一千多年后,黑土地上仍然保留着大辽的丰富文化遗产,地理名称如辽宁、辽河、辽阳、辽中、辽西、辽南、辽东、辽北、辽源、通辽,历史文物如辽白塔、辽壁画、辽白瓷、辽墓群、辽石窟——

春风又绿大草原。在这个怀古抒怀的季节,我们踏着离离原上草,远行西辽河流域,在美丽辽阔的巴林大草原上,考察大辽国的皇都——辽上京临潢府遗址。昔日契丹大辽国的京城,沉睡在西拉沐沦河畔,残垣断壁充满了神秘和悲壮。我们流连在街头巷里,企望看见身穿长袖皮袍、光头上只留一绺长发的契丹男人,身穿紫色貂裘、面涂天花粉的契丹少女,头戴铁盔、手持镔铁鞭的契丹武士。然而,他们都早已消失在灯火火阑珊处,只有皇城废墟上散发出的野草清香和游牧的羊膻。

我们醉卧在河边绿绒般的青草地上,千年的铁马冰河入梦而来,耳畔仿佛传来契丹人的悠扬牧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沐浴草原艳阳的普照,我们沉浸在契丹人始祖的美好传说中。在那个古老温馨的日子,一个骑白马的男子沿土河而下,一个驾青牛的女子沿潢河而下,两人相遇在木叶山,天作地合,他们相亲相爱了,生了八个儿子,号称“契丹天龙八部”。大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是契丹人无尚崇拜的英雄,《杨门女将》中的大辽国的英雄是契丹萧太后。

契丹大辽国的疆域是辽阔的,超越了我们现在的北方版图。它东至日本海,北至贝加尔湖、鄂霍次海,西至新西伯利亚,南与黄河流域的大宋接壤。契丹大辽国第一个完成对祖国北方的统一,他们在草原上建置了五十多个州府二百多个县城,成为空前的历史创举。契丹人是强悍的,也是浪漫和开放的。他们在皇都创造性地实行了契丹和汉人“一国两制”管理,他们创制的契丹文字,是中国北方地区古老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字,对金、元、清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站在曾经风光无限的大辽国的皇都城垣上,心情难以平静,皇城根下一片片盛开的鲜花,唤醒对昨日奢华的追忆。我们向着蔚蓝的群山发问:叱咤风雨的契丹大辽国,为什么在二百年以后覆倾?原来是传染了历代王朝的病毒,陷入了朋党争斗、吏治腐败、君王昏庸的封建官僚政治深渊,最后醉生梦死了。

草原的绿色文明需要传承,取而代之的是草原的另一个鹰之族——女真人。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认为,“大辽”取镔铁之意,镔铁虽坚,总有锈蚀之日。女真人崇尚白色,金就是白色,金有不锈蚀的性能,所以女真人的国号就叫“大金”。令人遗憾的是,女真人的大金国在辉煌了一百二十年后,也像大辽国一样锈蚀掉了。

养育契丹人的西拉沐沦河,像一条蜿蜒的玉带,从辽阔的巴林大草原上汇入源远流长的辽河,最后奔向蓝色的海洋。追昔抚今,契丹成为先人,大辽国成为历史,而大辽的疆土属于现在,辽阔的草原属于现在,丰富的文化遗产属于我们,美丽的故事属于我们。

“大辽”,是一个情结。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我们踩着契丹人逶迤的脚印,心灵撞击着历史文明的碎片,渴望燃烧起激情去追赶光明。这片土地因“辽”而荣,因“辽”而兴。“辽宁”,是辽山辽河辽人之安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四方宁靖,国泰民安。这是一个凝结“宁”的邦本理念版图,东北有“辽宁”,西北有“西宁”,西南有“南宁”,东南沿海有“宁波”,自治区有“宁夏”,州县有济宁、集宁、广宁、会宁、江宁、海宁、宁国、宁城、宁县等等上百个。在“宁”土地上,萦绕着“宁国府”的红楼之梦。

“宁”的现代版可理解为“和谐”。著名作家张贤亮诠释说,“和”字的左边是“禾”,表示植物的穗实粮食;右边是“口”表示人的嘴要吃。“禾”与“口”组合在一起,表示粮食糊口。填饱肚子是温饱型,吃好一点是小康型。“谐”字由“言”、“比”、“白”有机地组成,表示彼此能够直白地言语,敢讲话,讲真话,这就体现了民主平等的良好人际关系。“和”代表了生产力,“谐”代表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健康促进,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宁,是社会和谐的标志。和谐,是人类永存的永恒主题。和谐的理念进入价值体系、道德伦理、哲学思维、传统观念和职业修养,是一个渐进的文明过程。宁是温馨的,和谐是美好的。宁与和谐的坚实基础是法,有法依托,才不成为空中楼阁。

我们热爱草原,我们钦佩契丹,我们赞美大辽,我们渴望安宁和谐。这是因为我们梦中有个天堂。

阿贝尔《火车四周的风景》

出 蜀

从江油到略阳一直是夜晚。不适,失眠,有崩溃感。昭化、广元、阳平关都在半梦半醒中。我一直梦想体验乘火车穿越中国腹地,而今起程了,又对自己的梦想没有信心。火车像一根游丝,把我带往它的必经之地,让我在被动中感受到“轻”。

秦岭,或者准秦岭。隧道,桥梁,隧道,桥梁,反复循环,渐渐明亮起来的白昼也反复循环。山地雪白的阳光也反复循环。属于末梢的嘉陵江,属于川、甘、陕交织的角落,属于炎黄子孙的地球的寄居者,构成一个仲春的黄土的人文立面。汽车与火车赛跑,拉草料的拖拉机与火车赛跑,骑自行车的小孩与火车赛跑。都被抛弃了,但赛跑的一瞬被我的眼球和镜头抓住,成为了我情绪的某种永恒。

没有想到,秦岭,这样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一个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在我的视野和感受中却成了一个诗歌的意象,一个艺术的巨大元素。

河流蜿蜒,山峰千转,地域风情万种,我的视线从车窗发出,穷尽到水的底层、天的边际、人的姿态与内心,外加记忆和想象(《创业史》、秦川牛、《秋菊打官司》、诗人秦巴子)。庸常的植被与秦岭搭配,便脱离了庸常,雅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满河谷的小槐花,漫山遍野的小槐花,细碎,乳白,让我错觉为我们涪江河谷的水查花。我倒希望是水查花,有一种铁的硬度,花香的硬度,灌木的硬度,节制生长的油滑的硬度。秋天,会制造另一番风情。知道是槐,是槐花,就莫名地失落。槐是太鬼了,花瓣总是有股阴气,一种带不良倾向的气味。我不知道我失落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这些,这些对槐的理会。

山坡上正开花的核桃树、油桐树、苹果树告诉我,我们已经被钢轨和电力抬升到一个高海拔。河流消失了,风情消失了,视野里只有荒野。荒野也是一个高度,不仅关系到海拔,更关系到审美。远山的轮廓,近峰的色块,山腰铁道的线条、隧道的暗影,裸露的山崖,秘密的丛林,自古就那样站立的古木晃然而过,像把扫帚,轻扫着我们的眼睛,沾染上我们心湖的水。秦岭,本身只是自然的造化,因为铁路,又成了我们人的造化;因为像我一样略知艺术的过客的过访,又成了审美的造化。我不想像别人一样描述秦岭。我没有描述的能力。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乔木灌木就是乔木灌木,铁轨也就是铁轨,比秦岭有高度的山多的是,比秦岭有美学造诣的山多的是。我把秦岭变成文字,只不过是秦岭于我的陌生。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次列车翻越秦岭,车厢里面是一个世界,车厢外面是一个世界,唯一的交融便是像我这样的幻想家的望、闻、听、想。

秦岭还是南北的分界。翻过秦岭,就是北方的风土。宝鸡天空的颜色、空气里的沙尘、上车人的口音都在证明这条远古的定律。车到宝鸡,意味着我们行程路线将由南北转向西东。

秦 地

过了秦岭,就是了秦地。我这是第二次身到秦地。第一次在1987年夏天,诗歌的我逃亡海南,车过秦岭是在夜晚。那时年轻,视野向内,对外面的世界有视无睹,秦岭秦地与我无关。其实,我们每个人早已说不清自己的来龙去脉,或许(很可能),我们本身就是秦人,秦地本身就是我们的老家。火车在渭河平原上穿行,我有这样的来自血脉的感觉。我的先祖在黄土的田垄上耕耘,拾掇着秦砖汉瓦,风从西北利亚或太平洋吹来,他们只知道黄土和黄河,只知道孔子和粟。雷电从陇东一直闪到渭河,洪水改变着河床也改变着他们的命运。迁徙的情景是一部诗史。我的先祖——商人、秦人、汉人、唐人。

火车停靠在咸阳车站,站牌上的“咸阳”二字在火车的震颤中轻度不安。咸阳,秦始皇的首都,我们祖先的第一大驿站。熙熙攘攘,我看见无数侧影,他们是兵马俑,是凯旋的将士,是归顺的臣民,是异域的商贾,是消遣的歌女田野(熟透的土地)、树木(像我们一样属于后继的生命)、沟壑(水流的遗迹)、村落(保存时间质地的酒窖)、城市(文明的结局)、天空(除开变质的空气云团,便是亘古的虚无)在我的视野奔跑。我自己的家园。奔跑的不该是火车,该是我孩童的祖先,在商的北风中,在周的阳光下,在秦的暴雨里。我看见他,看见他们。阿房宫绵延数百里,从咸阳到郦山,壮观雄奇在我记得的《阿房宫赋》里,在我对铁道两旁看不见边际的石榴园的重构里。

西安到了,列车擦过它的后腰,轻微的伤口几乎没有感觉。我知道她曾经是世界之都,是世界最成熟的一颗石榴,颜色和气味吸引着全世界的人。看不见大雁塔、小雁塔,却记得韩东的诗句:“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我知道兵马俑在哪里,知道秦皇陵在哪里,知道杨贵妃的故事和华清池里水的变质,我甚至知道五间厅里蒋介石慌乱的细节我把华山指给他人看。从中午到傍晚,从宝鸡到潼关,我怎么就没有听见一声秦腔?列车上播放着刘义伟的嘴白和列车长的注意事项。秦地,秦人,我记得无数的人物,而今能逮到的不是平凹,而是伊沙。伊沙写诗,爱好足球,关键是胖。

潼关(怎么就不是涵谷关?),并未见到显著的关隘,天色已晚,我在铁轨两旁寻牛(水牛),企望发现一头得道的水牛和骑牛的李聃,还有那个可爱的关长。没有,只有窑洞,废弃的窑洞,和飘飞的代表着现代科技的垃圾。

潼关以东

如果说秦地是我们先祖的思维器官,那么潼关以东便是他们的消化器官。火车出关,径直东去。灵宝、三门峡、绳池、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即使有南北偏向,也只是交通的波澜。夜色渐渐浓,隐去了三门峡那样的北方城市的爪牙和颜色。没有气味。气味都在车窗外游荡。一边是黄土,一边是田园,铁轨就是一个国家的南北分界线。灯盏在远方,昏黄,黯淡,弥漫着尘烟,呈现出陌生的市镇。隐退于市镇深处的生活是民间史的延续。吸毒,恋爱,赌博,聊天,凶杀,酗酒,色情人所可能的交易都在进行。很正常。火车准点抵达洛阳。虫子在麦地鸣叫,分不出是北方口音还是南方口音。听力透支的耳朵早已跟不上兴奋的野心的节奏。郑州,开封,商丘商周在这里有过繁荣,像黄昏看见的茂盛的白杨林。殷墟不也是在这个走廊?

在时间里繁盛过的走廊。留下过辉煌的历史碎片的走廊。几天之后,火车和我们还将返回,但历史无法返回。倘若历史也能跟随火车返回,我们将会遇见怎样的风景?桀,纣,文王和武王,姜子牙,秦始皇,陈胜和吴广,刘邦和项羽部队刚过,残火还燃烧在屋檐,受惊的鸡犬还没有安宁。有人在玉米林背后吹萧,悲凉里透出黄河泛滥的阴郁与宏伟。

熄灯了,喧嚣一天的旅客沉沉地睡去。在一个国家靠近肋骨的夹缝睡去或者失眠,是非常有意思的。五千年(甚至更久远)的熟地,还在耕种,还在生长,还在养育,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一个疼痛的奇迹。秦,楚,燕,韩,赵,魏,齐在我的印象中,这里是列国拥有公共关系的地带。像商周于我一样,甚至像蛮荒时代于我一样,对于这个奇妙的交通和历史走廊,我是无比陌生的。我甚至感觉,我的任何一个先祖都不曾涉足这里。唐以后的历史可能要清白一些,尤其是宋,把很多民间的生活细节都描在了洛阳纸上。《清明上河图》可能是留存至今的有关这个走廊的最直观的图画。元以后,走廊便渐渐退出历史,不南不北的“中心”位置日显平庸,而淘尽宝物的贫瘠更是被人嫌弃的原由。

火车在开,最长时间的停站也不过六七分钟。两次穿越这个走廊的时候都是黑暗。除了车窗外提供给我的电杆、碎石、钢轨、白杨树、麦地,枯黄的灯光,废弃的土门,便是教科书上的已经被遗忘的点滴历史。黑暗遮蔽了地貌,也遮蔽了历史,保持着一贯的陌生和神秘。地貌可能变迁,历史可能重演,但那些在商丘、开封、洛阳、绳池的土地上呈现过的历史细节却已经是虚无而永恒。

江 南

火车在徐州调头南下,让我的梦一半在北方一半在南方。从徐州到蚌埠,几个小时的车程,几百公里的长梦。南京就在前面,作为一个概念在召唤。火车穿行,田野急闪。树林、麦子,油菜,山丘,一一呈现。绿是主调,也是全调。江南风情依稀。南京,我江南记忆中空缺的一片古海,将呈现给我怎样的水域怎样的沉船?中山陵是概念化的政治,明孝陵是政治化的历史,总统府是最新出土的文物(依旧是政治的变种),雨花台更是祭台,革命赋予的浪漫是水泥钢筋的成本。

之前,江南于我已不再是“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出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下飞机,脚踩在江南的地上,头淋着江南的雨水,肺交换着江南的氧气,眼睛接触着江南的事物。身体到了,江南就到了。从上海到杭州,到绍兴,到苏州,到无锡,江南与我究竟建立了一种什么级别的关系?除了几条线路,几个景点,一堆照片,江南于我就只是那篇《被瓦解的美丽的江南》了。

火车减速——南京郊外。火车加速——无锡以北。江南慢下来或者飞起来,田野、树木、民居、天空获得真相,或重新虚化。人没有什么——吴人,与秦人、巴人、蜀人、楚人、北京人一样。精致,有一些吧,都在民风的细节里。先是湖泊的气味,再是海洋的气味,从空气的潮湿里遗出,从低沉急转的云层里遗出。“长三角”把臂膀伸过来,接走来自成都平原的眼睛。教科书上的词语,开始演化成一幅幅画卷。水墨画,水彩画,水粉画。都是吴冠中的笔触,吴冠中的神韵。

先前的江南还只是半幅画,没有南京这团厚重的笔墨。但画布一直铺在那里,任凭我虚设的模型占据着南京的空白。火车把我吐出来,丢在真实的南京。没有看见什么,甚至没有江南水分充足的风。扩建中的南京站,纠缠不清的“一日游”,泥腥味的普通话。几乎不能做出选择。深厚的泥土被翻出来,赤裸在阳光下,既是构成“长三角”的基本(也是本质)元素,也是浓缩了历史的血腥。裸露的泥土否定了作为城市的南京。乘游1穿越南京,中央门,玄武湖,鼓楼,鸡鸣寺,总统府,明故宫,中山门沉甸甸的名词将我带往搅和着沥青一样的历史的古都。

南京以南,以东,江南愈加典型,广袤,也愈加秀丽。秀在线条,丽在色彩。每一寸湖面,每一块麦田,每一段村道,每一幢民房,每一片丛林。水唱主角。从长江、秦淮河、京杭运河、太湖,到田野小片养殖的水域。水既是江南风物,又浸泡江南风物。在那些连续或隔离的平静的水的点缀中,江南呈现了她的柔软润泽。

在无锡望湖路醒来,鸟鸣里的湿软就在窗外,我感觉是在蜀中的家里。窗外的树荫,鸟鸣,远方亮泽的水域,长廊午后的幽静,无锡城里朋友的预约,都好象是我家中的一隅。等反应过来,是身在江南,家乡在几千里之遥的蜀中,也没有丝毫惊诧。不经意思量,想起自己不就是扬州人,只是八百年前,被一个叫王行俭的带到了蜀北龙州。这样的感觉,或许正是血脉的某种适应吧。

2005年5月25日于四川平武

蔡飞跃《熏沐在宋元大港岸上》

《福建文学》2006年第02期

一株古树朽去,还有根系可刨;一艘老船烂了,还有钉子可捡。泉州的“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光环是黯淡了,但无论是研究商贾史、航海史,还是考察中国的对外贸易史,她都是一个绕不开的沉重话题。

在华夏的版图上,有两条“丝绸之路”格外醒目。这是两条“中国走向世界”的路,一条在陆地,一条在海上;一条在中国的大西北,一条在中国的最东南。这是两条“世界走中国”的路,从汉唐一直绵延至宋元赵宋王朝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政权,自汉开始的那条陆上“丝绸之路”到北宋末年被迫慢慢地终断。万幸的是南宋以后,当通往西域的商旅驼铃声喑哑的时候,我国的东南沿海已是舳舻千里,航帆蔽天,一批批丝绸、茶叶和瓷器亟待出港,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忙于卸舱。市井云集“十洲人”,市声喧嚣鼎沸,商贾接踵摩肩这景观气象颇似一幅南方的《清明上河图》,慰藉了南宋皇帝们的“故国之思”,缓释了北宋遗臣们的“东京梦华”之恋。正是来自海上的那些“市舶”和“贡舶”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进贡,才维系和满足了这些皇族们“春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洲”的奢侈与缠绵。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偏安政府尚能委令阿拉伯人蒲寿庚主政中国的一个市舶司,使一座偏远的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到了元代进入鼎盛时期,赢得世界众多旅行家禾德里、马黎诺里、巴都他,特别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躬身造访,驰笔赞叹而这条兴于唐盛于宋元且给中国带来空前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理所当然与它的起点——闽南泉州古港大有关系。

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总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值得“看”的本钱。泉州虽没有西安和开封那样的帝都之气,但她却凭借经济、市场气息和与之相随的厚实文化积淀而崛起和存在。不说别的,单就各种宗教文化的存在与传播,完全可以把泉州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六处垂府志的伊斯兰教寺院堂堂皇皇,而那座建于北宋年间,形制与叙利亚大马士革教寺极其相仿的清净寺,在全国可谓无几;唐代的佛教开元寺,元代的摩尼教寺,基督教寺,印度教寺它们与我国儒教的府文庙、道教的天后宫等平等而处,相映生辉,无不体现着这座城市宽厚的品格和兼容的气概。宋元时期的泉州城实在是一个外国人心仪向往的东方伊甸园,数以万计的异域人或因经商而趋,或因传教而来。不少人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终老,宽厚的泉州人容纳了他们。他们的商业天赋和禀性更濡染了泉州人。泉州先民喜出洋,善商贾,至今旅外侨胞居国内之最,肯定受了他们的影响。泉州与阿拉伯人的故事,特别是那个锡兰(今斯里兰卡)王子落难泉州的故事,如今在泉州已是家喻户晓,不久前泉州的“世”姓后裔回斯里兰卡老家寻根问祖,又为这个故事续上新篇。

是的,泉州的通蕃史是中国史书中极有意味的段落。她的好客,使她与亚欧非特别是与阿拉伯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缘,最早缔结于唐武德年间,那时候,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常常告诫他的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明•何乔远《闽书》)。于是,便有四位高徒听从师言顶狂风,挽巨澜,来到中土大唐。四人中就有两人立足传教于泉州,卒后葬于泉州的灵山,他们的坟地被尊称为圣墓。这个缘,这段交往史,被泉州“圣墓”,被“海交馆”陈列的一方方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墓碑、一具具石棺和那块稀世之宝“郑和行香碑”所述说,所美谈不过,对于这些大都从各地搜罗集中陈列的文物,泉州文史界和泉州人犹感美中不足。

然而,2003年9月的一次意外发现,则弥补了泉州人心头的这个缺憾。在改建城区津头埔街道的工地上,挖出了埋藏于地下近千年的35具宋代石棺。这批盛殓穆斯林遗骸的石头棺材的出土,轰动八闽,也惊动三位来泉州考察伊斯兰教遗迹的巴基斯坦人。他们感动了,为他们的先祖,为泉州人,为石棺上那精雕细刻的艺术,为那一幕幕与之相连故事!这些来自异国朋友,喜色言谈之中,难免对泉州这座古老的东方第一大港的无可奈何的历史沉落,而深深流露出几丝惋惜,几丝同情,几许乞期也许,他们心里更加清楚,正是这35具石棺的发现,才又重新勾起泉州人回想起昔日的勋业与惨痛。宋元时期,我国对外贸易交往逐渐由陆路转为海路,此乃因为一是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沿海城市成为外贸港口,二是西夏和金阻断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元朝虽有起色,但仍以海路为主。北宋造船业和造船术(包括罗盘的使用)的迅猛发展,为海上商贸插上了技术的翅膀;此时出产的瓷器、漆器、绢帛和金银铜铝,又为海上商贸奠定了丰厚的物质本钱。市舶司是专门管理对外关系的机构,虽说北宋始设泉州,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在南宋。其时,北方金兵压境,赵构偏安浙江,临安(杭州)成为最大的消费城市,泉州港的海运里程近捷于广州,占据地理优势。就这样,泉州以船的方式,天时为帆,地利为桨,游弋于繁华和鼎盛的大洋。在“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里,保存着一艘1974年出土的南宋商船,船上丰富的文物让人多了一点联想。

元代,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血腥统治着另一个强大的农耕民族的朝代,这段历史似乎让人不忍卒读。可是,泉州港却在这时成为世界闻名的东西方两大港口之一,雄踞国内三大港(泉州、广州、明州)之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以为,起作用的是蒲寿庚。但泉州人谈起他总是讳莫如深。蒲氏于宋末以福建、广东招抚使的身份总管泉州市舶司,元军长驱直入闽地时,他拒南宋末帝于城外,改换门庭成了元朝统治者的红人。泉州人认为他的人格低下,从心里排斥他,中国史书记载他的传略也只有三言两语,倒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之事迹》中为他说了许多公道话。撇开蒲寿庚的伦理道德不谈,由他继续执掌市舶司给泉州港带来旷古未有的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翻翻《马可•波罗游记》,便能窥知当时泉州港帆樯如林的盛况。

然而,由元而明,泉州港从盛转衰,这其中值得太多太多的回味与深思。从根子上讲,在明朝统治者眼里,商贸商贾既是一种贱业贱民(士农工商,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又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派生物附属物,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工商业的发达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

可以说,泉州港在明代步步沉落,病根在于素鄙素嫉商贾的“天朝大国”之君朱元璋。这位根本不懂海贸为何物的还俗皇帝不屑与异邦平起平坐,他让“市舶”附属于“贡舶”,把海外贸易完全变成那种官方垄断的朝贡关系下的交易,屡屡颁布“片木不得下海”“寸货不得入番”等限制私商下海的禁令,并将违令者视为“无父无君之辈”课以刑罚。此时间,客居和定居于泉州城的穆斯林顿成惊弓之鸟,惶恐无比。他们或束装放棹归国,或改姓隐名匿迹于陋壤僻地。不少阿拉伯后裔或改姓丁或改姓郭,栖居于泉州郊外的陈埭镇和百崎乡,为中国的百家姓文化,添加了悲怆的一笔。

明太祖晏驾,朱棣夺位成功,郑和奉派七下西洋,且又曾专程到泉州圣墓行香,泉州人欣喜有加,以为泉州港有了重振的希望。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厚往薄来”的郑氏西下,终不过是一种为朝廷寻求“宝物”和招谕海外贡舶或市舶的官方贸易,其意义不过是向异域番邦播洒一下天朝大国的皇恩厚泽,炫耀一番明王朝的礼仪政治。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海贸,明成化十年(公元1475年)朝廷令市舶司迁至福州,泉州港终于被冷落和抛弃。明政府这种官方朝贡贸易体制和海禁政策,无情地扼制了以自由资本为主的海上贸易的发展,阻断了东南沿海“以海为田”的先民的生路。这些先民不愿坐以待毙,而甘冒课罚砍头的风险,以生命为赌注开辟一条地下商贸航线。这种孤注一掷和铤而走险必然又与明王朝的贸易体制发生激烈残酷的对抗,以致东南沿海自嘉靖中后期发生了长达十几年的“倭寇之患”。几部史籍是这样写的:这些“倭寇”一部分是中国人,“倭船”则地地道道为中国船。这些中国人之所以假称倭寇,是想利用明军惧倭心理,希望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他们自由贸易。正如闽人傅元初在其《请开海禁疏》所言:“海乃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加上荒年歉收,贫民往往被迫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以得食,则转而劫掠海滨,海滨居民男女老幼束手受刃,抢男霸女,金银宝物尽为其所有”应当说,那些抢男霸女、劫掠海滨的假倭寇,完全是明朝的王法(朝贡贸易)制造出来的怪胎。

明朝的皇帝辜负大海,清朝的皇帝同样辜负大海。清政府为灭杀郑成功等南方抗清力量,进一步变本加厉地实行海禁。公元1661年,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将山东,江浙及闽广滨海居民,一律迁于内地并设界防守,昭示:“片板不得入海,粒货不许越疆。”数千里海岸线上,五十里内不许住人有船,遂造成一条“沿海无人带”,这无疑又一次给沿海居民带来生存危机。清廷统一台湾后,康熙帝才下令解除海禁,泉州港虽展现些许生机,但已是元气大伤。即使它再次恢复往昔的红火,昨日的辉煌,也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回光返照,虚弱的喘息而已,因为清政府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乾隆年间仅仅剩下广州一个海关。即使如此,乾隆帝也把中国商品的输出,看成是对外国人体恤恩赐:“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这封致英女王的信札,用的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正是这种目空一切的心理,最终导致中国沦为任凭列强宰割的羔羊。翻阅这段历史,如同触动身上的伤疤,让人疼痛得龇牙咧嘴。

我是在初冬的某日又一次去看阿拉伯人的石棺的,疾风呼呼而过,拂动我的衣襟,撞击我的神经。在若有所悟的深情凝眸中,我突然感到,这些冰凉的石棺竟能如此猛烈地打动我的心弦,那些年代迢远的对外交往史和我们原是如此接近。一座曾经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已沉沦荒寂几百年了,衰败过程颇像东方世界里一个遥远的童话故事。它荒寂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沉沦于两种文明的剧烈碰撞,古老的泉州港能否再次崛起?不久前的一个月夜,在居庸关长城下,泉州市长从敬一丹的手中接过“2004年度最佳中国魅力城市”的奖杯,这是一次对城市活力指数的综合评价。从那时刻起,许多疑惑的眼光开始变得信任和明澈。

董玉洁《奶奶和1953年的诺贝尔奖》

1930年,20出头的奶奶养育了3个孩子和一群鸡鸭。那年,一窝鸡蛋孵到只剩两天出壳,鸡母却意外身亡。奶奶只好把鸡蛋移至灶头人工孵化,同时赶紧物色新的鸡母续任。奶奶知道,如果鸡仔出壳时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自己此后要追随的妈妈,那就会有麻烦。在奶奶将新鸡母物色好之前,有4只性急的鸡仔先期出壳了。这4只第一眼看错了妈妈的小鸡仔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跟在奶奶的身前脚后打转,而对“继母”感情淡薄。后来,这4只小鸡仔因为缺少鸡母的庇护先后夭折。

在此之前,奶奶及奶奶的前辈们就明白一个理:小鸡小鸭总是把它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在眼前晃动的物体当作妈妈,而且以后很难改变。所以小鸡仔一出世就要和它妈妈呆在一起。

在奶奶孵鸡的同时,万里之遥的奥地利,一位名叫洛伦兹(Lorenz.Konrad)的小伙子正在观察一群小动物。洛伦兹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位于奥地利北部的家乡,承续祖业行医疗病,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1935年春天,洛伦兹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追随自己,几经分析排除,他推测这是因为这只小鹅出世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人,所以把人当作了它的母亲。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这一推测。继而,洛伦兹总结出“铭记(impriting)现象”,又称“认母现象”,并提出动物行为模式理论,认为大多数动物在生命的开始阶段,都会无需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狼孩”研究中最站得住脚的答案之一。如今我们生活中正着力推广的“母婴同室”、“早期教育(也叫关键期教育)”都源于这一理论。洛伦兹藉此成为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并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奶奶在洛伦兹之前就知道鸡鸭有这种被称为“认母行为”的现象,但奶奶不能将此推广至所有的动物,更不能提出一套理论,建立一门学科,所以她与诺贝尔奖无缘,一生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和他的那个奖,尽管奶奶几乎断了洛伦兹的前程。奶奶与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如此地近,又是如此地远。

洛伦兹出生于医学世家,毕业于医学高等学府,一生著述200余万字。奶奶出生于农民家庭,没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在我父亲中学毕业以前,奶奶爷爷前后三代人中没有一人算得上知识分子。

洛伦兹后来曾在维也纳大学及科尼斯堡阿尔贝图斯大学出任教授,成为当时的动物行为学权威,周游欧洲诸国,一路鲜花铺道。奶奶的生活半径不出15公里,去得最远的是家乡小县城,共有3次,30多岁1次,70多岁2次,第4次是到城郊的火葬场。

洛伦兹一生拥有诸多头衔:医生,大学教授,科学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奶奶终其一生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的时候,人们呼她张小姑,出嫁后喊张婶,再后称张大妈,最终成了张婆婆。奶奶50岁后,知道她学名的人就没几个了。

1942年,洛伦兹被德国军队强征为战地医生,在刺刀的威逼下救治德军伤病员。1944年德军溃败,苏军把他视作德军医抓俘投入集中营,饱经拷问折磨。1948年,获释回奥地利。不久,重操就业,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思路仍是那只认他为母的小鹅。奶奶身经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日本入侵、解放战争、匪患与剿匪、历次政治运动,但都没对她构成太大的荣辱影响,包括“文革”及三年饥荒。奶奶出旱田下水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稀的干的一般都能捞个饱。

洛伦兹膝下三子,长子死于战难,二子死于疾病,幺子过着常人的生活。尽管殊荣在身,但洛伦兹晚境不佳,孑然一身,落落寡欢,终年75岁。奶奶生有六子一女。子女中最得意的是我父亲,一名高级教师,学生远及欧美,包括洛伦兹的故乡。家庭事件中常被人谈起的是我二伯60多岁时用进城回乡的2元车费摸奖,竟中一辆桑塔纳轿车(其时车价在15万元左右)。奶奶在世时子孙后代已达30余户,整整一大湾人家都尊奶奶为活祖宗,但没一家随奶奶姓,而随我的爷爷姓董,尽管爷爷在50岁时就已去世。奶奶是突然老故的,享年84岁。

我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洛伦兹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笑,一张是奶奶找到了走失的小鸡。问他们谁笑得更幸福。有人说是洛伦兹,有人说是奶奶。

南帆《纸上的江湖》

一、侠肝义胆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人生留得丹青在,纵死犹闻侠骨香;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即使双鬓斑白地进入平庸的中年,读到这些诗句仍然会朗声长吟,拍案击节。明明知道,无论是还珠楼主还是金庸、古龙、梁羽生,满纸的杀伐无非是书生一梦,然而,掩卷之后还是气血翻涌,以至于按捺不住搏动的神经。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现代社会,“侠”的品格愈来愈稀少了。严密的科层制度训练出庞大的白领阶层。日复一日地龟缩在写字楼小格子里,还有多少人想得起快意恩仇、铲尽天下不平事的时光?再三品味上司的几句褒奖,因为一套不错的西装暗自得意,出入各家超市搜索一袋物美价廉的奶粉,夜半时分算一算房子按揭贷款的利率这种生活格局,心思只能盘旋在小恩小惠之间。的确,呵欠连连的无聊日子,已经很久见不到“侠”的风神气度了。照一照镜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脸上常常挂出了几种表情:猥琐——唯唯诺诺,谦恭得发贱,心里暗暗地嘀咕,小算盘响个不停;傻气——不明就里,不知所措,无缘无故地赔出一副憨厚的笑脸;自鸣得意——占了一点小便宜,握住一些小权力,睥睨一切,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无赖——撒娇耍泼,装疯卖傻,甚至干脆往地上一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这些表情都是我们对付生活的手段,沉溺久了就成了性情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就是:温二两黄酒,读三五章武侠小说,借一注顶天立地的侠气洗涤心肠,想一想男儿本色丢失在什么地方。

侠客通常气宇不凡,雄姿英发。可是,这个传统终于遭到重创。韦小宝来了,周星驰来了,据说将嬉皮笑脸引入侠客的形象是一个美学的创新。听周杰伦唱歌,看韩国电视剧里的美女,这些都是时尚。软性的时尚讨厌凛然的脸色和刀尖上的严峻生活。于是,种种“搞笑”——真是一个好词――的节目应运而生。然而,我还是愿意坚持老派的口味:侠客必须一身正气,义薄云天。侠客光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扶危济困,而不是插科打诨。危难之际,我们愿意见到豪气逼人的萧峰,还是獐头鼠目的韦小宝?

二、武功盖世

宝马快刀,一剑封喉,大侠往往武功盖世。否则,他无法担当重任。荆轲因为剑术不精而功败垂成,这个事例曾经令无数的人扼腕长叹。

什么叫作武功?洋鬼子在拳击台上蹦蹦跳跳,那些亚里士多德的子孙脑子里只有物理学。他们只能想象力量与速度。即使蝙蝠侠或者蜘蛛侠,再好的身手无非是这两种观念的放大。洋鬼子做梦也想不到武功的繁多名堂。少林,武当,崆峒,昆仑,峨嵋,华山,几大门派各怀绝学,至于九阴真经、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或者乾坤大挪移,种种闻所未闻的本事高深莫测。拳击仅仅是肌肉运动,武功的精髓是深奥的文化。

鹰拳,虎拳,蛇拳,猴拳,螳螂拳,武功擅长于从自然生灵之间找到灵感。武学大师仰观俯察,融入天地万物。飞禽走兽,山石泉林,各有进退之势;参透奥秘,飞花落叶皆可伤人。形意相通,天人合一,这哪里是那些一身蛮力的家伙所能明白的?

许多大侠出招精妙,意味深长。他们从来不靠死缠烂打取人性命。这些人既精通琴棋书画,又擅长刀枪剑棍,他们心目中的武学与艺术异曲同工。一招一式节奏曼妙,韵律铿然;一弦琴、一局棋或者几笔书画都可能隐含丰富的武学内涵。将杀戮寓于美感之间,这远远超出了物理学的想象范围。

最为奇特的是,武功对于身体能量独特开采。所有的武林高手都想修炼出某种威力超常的内功,打通任督二脉犹如接到了高压电源之上。这种内功的杀伤力是肌肉不可企及的,也是正常训练无望抵达的。武林高手只能期待不寻常的缘分,例如不小心吞下了千年灵芝;或者借助某种古怪的方法,例如挥刀自宫。对于身体能量的想象来自佛家或者道家的神秘主义。静修、冥想和顿悟似乎隐藏了集聚身体能量的秘诀。以武参禅或者以禅证武方能臻于化境。形而上的夺命哲学代表了武功的至高之境。当然,暗器或者放毒也算武功的一脉。但是,二者的鬼鬼祟祟风格有损武侠名誉,壮夫不为。除了西毒欧阳锋,长于暗器与放毒的角色多半被指定为女人。

可叹的是,如此繁杂的武功体系业已被工业社会蛮横地摧毁。枪支和子弹——一种小机器而已――不由分说地击穿了所有的招式。如今,独孤九剑或者吸星***不过是前工业社会的残梦。电视剧之中的武侠小火箭似地飞在空中,以雷霆之力开山裂石,掌风所至如同一串炮弹爆炸,这种不伦不类的夸张已经是在盗用工业社会的景象了。

三、人在江湖

一袭长袍,一柄利刃,仰天长啸出门去,只身闯江湖——这是阖上一部武侠小说之后蓦然涌起的强烈冲动。

然而,江湖在哪里?

大门外面,阳光灿烂。一个老头守住小摊卖桔子,一个女郎撑着洋伞袅袅婷婷地行走,一只懒猫赖在墙角舒适地打呼噜,没有人知晓江湖的所在地。那个满脸皱纹的赌棍教训新手:如果胆敢欠下赌债不还,江湖上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但是,他们也说不出江湖的确切位置。

尽管如此,所有的人都承认江湖的存在,而且明白江湖上规矩森严。江湖上“义”字当先,这是侠客驰骋出没的条件。不讲义气的家伙在江湖上吃不开。另一方面,江湖险恶,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如果没有一批恶霸歹徒采花大盗,侠客们哪里有用武之地?当然,盗亦有道。恶霸歹徒采花大盗也遵循某些规矩。他们讲辈份,认门派,发过誓之后就一诺千金。至于那些出尔反尔、专门躲在别人身后掷暗器的下三滥之徒根本没有资格在江湖上抛头露面。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某些时候,江湖指的是相对于朝廷的民间。文人墨客的心目中,江湖是归隐的好去处。一间茅屋,琴箫自娱,两畦蔬菜瓜果,领略田园风光,这是许多人构思的好日子。当然,文人墨客不是从渔耕樵读之中讨生活,邀取功名,他们真正向往的是栖身江湖的散淡和自由自在。

但是,无论怎么想象,江湖从来不在日常生活之中,芸芸众生轻易进不去。江湖是一个删除了日常细节的空间。江湖上的人从来不为日常琐事操心。长袍脏了用什么换洗,风尘仆仆长了跳蚤怎么办,高烧不退到哪里住院挂瓶,孩子半夜啼哭不眠如何处理,女侠们买不到防晒霜和高级化妆品怎么保持肤若凝脂,出手杀了一些人谁帮忙掩埋尸体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来源:怎么保证行囊里银子不竭,以至于时时住得起客栈,消费得起大碗酒,大块肉。一个作家说得对:如果没有这些琐事困扰,我们也会像大侠一样豪爽;反之,陷入这些琐事,大侠也会像我们一样平庸。

四、剑侠情缘

情为何物?英雄从来不提这个问题。

冯谖屈居孟尝君门下,抱怨食无鱼,出无车,但从不要求就寝时得有女人相伴。侠以武犯禁,游走于江湖的侠客多半是一些不驯的亡命之徒。负一柄长剑,沽一壶浊酒,独往独来浪迹天涯是他们习以为常的风格。侠客的多半日子铺在了刀尖上,不允许有丝毫的分神。挥不断自己的情丝,无异于作茧自缚。亲人或者爱情往往会在关键时刻成为致命的羁绊。挟持他们所爱的人,这是对付侠客的有效手段。又有几个侠客能够像刘邦那么无赖,大咧咧地要求项羽烹煮老父的时候“分我一杯羹”呢?所以,江湖一直是一个冷漠的男儿世界。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七侠五义》,这些故事往往刚烈有余而风情不足。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梁羽生和金庸竟然大胆地召来了一些明眸皓齿的美人儿,这开辟了武侠文化的另一个历史阶段。打开传统的栅门将女人们放入江湖,花容月貌或者三寸金莲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形容。这些女人不像林黛玉似的多愁多病身,她们英姿飒爽,舞枪弄棒,必要时砍一两个人不在话下。女人的加盟有效地改变了江湖的生态。梁羽生和金庸不仅制造出某些著名的“侠侣”,例如郭靖与黄蓉,或者杨过与小龙女,而且将男女恩怨与武林风波融为一体。于是,争夺武林盟主金交椅的时候,可能有一段多年的秘密思念发酵为强大的动力;清理门户的血雨腥风之中,或许隐藏了失恋产生的汹涌嫉恨。因为这些女人,江湖上不仅刀光剑影,而且儿女情长。

某些梁羽生和金庸的后继者剑走偏锋,专门拈出男欢女爱做文章。那些做师兄的都不好好练功,一门心思就是绕过师傅和师娘讨好师妹。这些故事之中,怜香惜玉或者偷香窃玉的主题远比行侠仗义的情怀强烈。借用一个妙喻形容,那就是补钉比裤子还要大。

五、葵花宝典

一部《葵花宝典》,武林为之疯狂。

《葵花宝典》是形形色色武林秘籍的一个杰出代表。武林人士相信,拥有《葵花宝典》也就是掌握晋升为第一高手的密码。于是,他们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斗智斗勇不断地掀起离奇的情节波澜。西方小说之中,大约只有藏宝图具有这种功能。

见招拆招,临机应变,并没有哪一种招式可以在肉搏格斗之中成为必杀技。一分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寸险,武学的精髓应当是因势利导,避实就虚,而不是机械地背教材。然而,《葵花宝典》许诺,存在某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拳谱或者剑法。一册宝典在手,片刻的诵读胜过十年修行。虽然先哲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典籍崇拜还是深入人心。从发财宝典、美容宝典、爱情宝典、考试宝典、对付上司的宝典到盗贼们的开锁宝典,许多人相信什么地方肯定藏着一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奇著作。

宝典的存在决定了武林的金字塔结构。掌门人秘藏本门派的武学典籍犹如守护某种秘不示人的咒语,只有他们才能打开阿里巴巴的大门。由于知悉这些典籍之中的秘诀,他们再也不会因为年迈力衰而被弟子抛弃。相反,许多白发苍髯的大师愈老功力愈盛。另一方面,日复一日刻板乏味的练功不再那么重要。许多人期待着奇迹的降临——《葵花宝典》是所有奇迹的酵母。

然而,诡异的是,修炼《葵花宝典》必须偿付惨重的代价。《葵花宝典》的第一页注明: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个条件令无数英雄踌躇再三。这些英雄出生入死,皮开肉绽或者断臂剔骨都不会眨一眨眼。然而,他们舍弃不了胯下的二两肉。

修炼《葵花宝典》的意义是征服天下。可是,自宫无疑将失去半个世界——他们将对所有的女性无能为力。地位再高的阉人仍然残缺不全。第一高手可以打遍五湖四海,成为男人之中的男人;然而,《葵花宝典》事先祛夺了他们男人的身份——这不是可笑的矛盾吗?

所以,《葵花宝典》如同一个恶作剧。没有人说得清,宝典是武学之巅还是人生之渊。尽管如此,又有谁能够在这个可笑的矛盾面前收得住脚步,全身而退?相对于色欲,权力之欲仍然占据上风。这个意义上,《葵花宝典》包含了一个远远超出武林范围的深刻寓言。

六、华山论剑

广播里听到一则广告:华山论剑之日即将来临,黄蓉美眉因为脸上长了许多青春疙瘩而无法赴会。她正在向郭靖诉苦的时候,老乞丐洪七公当场表示愿意教一招——推荐某某药厂制造的某种药膏。显然,华山论剑是武林的狂欢节,俊男靓女竞相盛妆出席。

然而,如果人们将华山论剑想象为妙论迭出的武学高级论坛,那就错了。事实上,华山之巅是一个大型的擂台。众多武侠来到这里比试高低,技不如人恐怕有性命之忧。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赌命的场合。

江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以生命作为结算的方式。一个清晨,某个大侠蹊跷地暴卒于茅屋。大侠手下的弟子详细分析种种蛛丝马迹,一场声势浩大的复仇之旅开始了。无疑,这一段情节只能以一大批人命丧黄泉告终。另一个傍晚,镖局护送的一批珠宝离奇地失踪。镖师们发现,扑朔迷离的案情大有背景,于是,刀剑相交的铿锵之声笼罩了每一个角落的确,江湖上的语言就是刀与剑,讨论的主题集中于权力的瓜分和财富的占有。通常认为,权力和财富确实值得以命相搏。然而,华山论剑又算什么?武林至尊的桂冠吗?一个华而不实的称号,一个空洞的荣誉,这也得用血肉之躯兑换吗?独占鳌头的冠军无比荣耀,然而,证明这一切的只能是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的鲜血。

人类正在为自己制造各种竞争的理由。无数的事例表明,没有竞争的鞭子时刻抽在脊背上,那些不思进取的家伙立即会就地坐下来。这是人性的弱点。著名的丛林法则证实,竞争造就强者。然而,人类的智慧是不是在于,他们的竞争形式可能比狼或者豹子高级一些?文学领域的竞争造就一大批风格各异的作家诗人,实验室里的竞争造就无数的高科技产品,足球场和跑道上的竞争造就一大批天才的运动员然而,刀剑丛中的竞争只能造就尸横遍野——最终剩下一个形孤影单的武林至尊。

一箪食,一壶浆,踏踏实实的日子,收揽那么多陌生人的崇拜有什么意义?可叹的是,多少英雄看不破浮名的圈套。数十年面壁苦修,求爷爷告奶奶拜师,无非是乞得一招两式吓唬同道。那么多武侠的架势靠的是虚荣的支撑,因此,不论是华山论剑还是黄山论刀,这种游戏永远招募到足够的响应者。时至如今,名目繁多的评选、评奖什么时候冷落过?

七、独孤求败

一个奇怪的词组:为什么求败呢?爱拼才会赢,不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求胜之心早就根深蒂固。现在,人生为什么颠倒过来呢?因为孤独吗——孤独是一种比失败更难忍受的感觉吗?

总会有这么一些时候:某个武学天才手执一柄锐不可挡的长剑洞穿了整个江湖。可是,当初谁又料想得到,孤独竟然是胜利的副产品。华山论剑,武林至尊,这是众多武侠的共同梦想。多数人一辈子无望登顶,因而从来没有想象过登顶之后的日子。“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同许多民间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一样,武林至尊从此平静地享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景仰。然而,这种幸福不久就变馊了。无所事事的武林至尊天天睡懒觉,进而开始不可遏制地发胖。乏味的时光终于证实:胜利的顶端一无所有。武林至尊强烈地思念当年的冒险生涯:失败的威胁将人生绷得紧紧的。

能不能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酣畅淋漓地大战三百回合,重温生命的激情?这是武林至尊的唯一愿望。然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四处静悄悄。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那个找不到对手的家伙只能可怜地呆在精神病院里读小报。独孤求败,无人问津,这是一段难堪的尾声。如果说,武林至尊曾经意味了为所欲为,那么,壮烈的人生终于在这时显出了苍凉的意味:从不言败的历史意外地结束了――他终于被自己的愿望击败。

这个剑法如神的顶尖人物竟日像游魂似地荡来荡去,终于在一所学院里遇到一个哲学教授。他向教授抱怨人生之无趣,击败所有的对手犹如走到了天尽头。丧失了再度失败的可能也就丧失了再度胜利的喜悦,这种生活还有什么理由持续下去?

教授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悖论: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上帝都是既输又赢。然而,重要的是,无论输赢都不能妨碍上帝有滋有味地创造世界。

武林至尊突然明白:人生并非只存在胜负的标杆,生活的展开是多维的。于是,他开始挑粪耕地,养鸡喂猪,忙个不亦乐乎,但精神十分充实——的确,“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八、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是一个了断的仪式:一盆清水,燃三炷香,众多的武林同道都是见证。时辰一到,双手在清水里洗一遍,往事恩怨一笔勾销。退隐江湖之后,前面剩下的就是逍遥自在的好日子了。

多少历尽风波的人渴望这个仪式?然而,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将双手沉浸在清水之中。他们摇摇头长叹不已: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笑傲江湖》之中的刘正风就始终无法完成这个仪式。江湖是非,恩恩怨怨,这一切都是刀剑和血肉联成的故事,哪里允许想撤就撤?输的人渴望翻本,赢的人不肯放弃到手果实,新的是非恩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这种连环套之间,怎么可能腾出一个空隙,让一个主角从容地抽身而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许多时候,江湖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平静的角落放置那一盆洗手的清水。

即使如此,退出昔日的自己甚至比退出江湖更难。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半生的心血立地放了下来,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金盆洗手必须有巨大的定力,尤其是遏制身心的惯性。一个窃贼在法庭上受审,始终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法官警告他不得蔑视法庭,他委屈地回答说:一旦双手离开自己的口袋,就想进入别人的口袋。中止自己一辈子做惯的事情,急流勇退,这往往是一个可怕的折磨。拗不过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人们就会找到无数借口推迟退隐的日期:事业如日中天,一单生意刚刚有个不错的开端,余热未尽可以再积累一些资本,如此等等。事实上,多数人战胜不了自己。

智慧,远见卓识,清晰的大局判断,这些优秀的秉赋不一定有助于做出金盆洗手的决断。诸葛亮何等地英明,他早该知道身边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茅庐之中惬意的日子是一个巨大而熟悉的诱惑。然而,诸葛亮还是像陀螺一般转个不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名流之中,大约范蠡是一个擅长金盆洗手的典范。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地复仇,功成名就之际毅然辞官而去;号称陶朱公返回民间经商,积攒了大量财富又散尽千金。久负盛名,不得善终,金盆洗手背后隐藏的是这种人生哲学。传说之中,范蠡归隐之后携西施泛舟五湖。也许,西施是他看轻权势的原因之一。山光水色,万种风情——对于这种人生说来,权柄和钱财已经是多余之物。(选自《海燕》 2006 年第 2 期)

王充闾《人生几度秋凉》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像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宾逊。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哎!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楞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180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13天,后是蒋扣张54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它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20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磨折,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1956年到了,终于熬过了20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在台的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辗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的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恸、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已?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16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的了。80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
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
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
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
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堪资媲美。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恐怕就属于这类典型。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

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过早地摧折。剧烈的颠折,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像致命的强酸日夜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101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大汉奸”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革命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采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滩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伴着海雨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他的灵魂必定是坦荡而安然的。他曾以做个中国人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子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我日记中的橡树林》张守仁

橡树,我的所爱。我在日记中多次写到了它。如今翻阅五十多年日记,一片片茂密的橡树林,从逝去的岁月中,黑黢黢地耸立在眼前,引发我对往昔的回忆,回忆起自己雪泥鸿爪般的生活轨迹。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南京

今天是星期日,我到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外文书店买到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三卷本《普希金文集》,如获至宝。

南京外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这环境幽美的颐和路上的军事单位做苏联专家的译员,近一年了。我所工作、居住的三层青砖小楼,马路对面梧桐树下的围墙里,是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许世友的寓所。铁门内小楼后有一个花园。园中草木扶疏,群芳鲜美:玉兰白,玫瑰红,葡萄紫,秋桂金黄。暇时我常坐在一株雪松下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今拿起新买的《普希金文集》,看到这位俄罗斯诗歌之父对自由和大海的赞颂,对专制和奴役的鞭笞,对爱情和友谊的憧憬,使我心生感佩。

普希金一八一九年皇村学校毕业后,曾在当年七八月间第一次到他父母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消夏。离别时在他邻居奥西波娃纪念册上即兴题写了一首小诗《再见吧,忠实的橡树林》,表达他对田园生活的爱慕之情。我尝试着把第一节译成中文:

“再见吧,忠实的橡树林!
再见吧,田园自然的宁静,
还有那飞逝了的日子里
轻松、欢快的心情”

默读自己的译文,和原作相比,不但逊色、减值不少,且有损于原诗的风韵。

诗难译!

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星期四北京门头沟

今天下雨了。

我住在老鸹山简陋的石屋里。这山坡上的小屋,原来是供开采石头的山民遮风蔽雨用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发表了《评“三家村”》,批判了我所工作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连载的邓拓专栏文章《燕山夜话》以后,北京市长彭真下台,晚报被勒令停办,我也就作为“文艺黑线”上的小走卒,被赶出新闻单位,放逐到门头沟区北岭公社王平口大队劳动改造来了。村里房子紧张,我只能栖身在荒坡上孤零零的石板房里。

春、夏、秋三季,早晨挑水喂猪,白天和社员们到大寨田里干农活,傍晚赶牲口驮运庄稼。入冬后就到山上冒着严寒抡锤、把钎、放炮、崩石头,然后在灰窑坑里铺上枯枝、柴草,洒上煤屑,整齐地码上打碎的石头,用泥巴把窑顶封住,点火烧石灰;或者穿着破烂的衣裳,拿着小镐,背着篓子,钻进狭仄、低矮的巷道,爬到地下小煤窑里背煤。

下雨天没法干活,我趴在炕沿上写了一篇赤脚医生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的表扬稿,送到公社广播站。广播员看稿时,我见她桌上放着一本红塑料皮包装的《毛泽东选集》,拿来顺手一翻,里面裹着一本已没有封面的小说,是董秋斯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册。我怯怯地问她:“能借我看几天吗?”她说:“你可要保护好啊,我也是偷偷向朋友借来的呢。”

兴冲冲回到孤独的石屋,像饿汉觅到了一个馒头,贪婪地“啃”起来。

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地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重伤后回家,妻子丽莎因生小孩去世,他心灰意懒,情绪颓丧。过了一段时间,他坐马车穿过林子去访客,看见林边耸立着一株腰围两抱粗的老橡树,树皮上瘢痕累累,老态龙钟,像个怪物似的站在已萌新叶的桦林中间。他觉得自己也如那株橡树般毫无生气。而当留宿在罗斯托夫家里,见到了天真活泼、能歌善舞的娜达莎,夜晚又听到她坐在三楼窗台上,面对银色月夜,幻想着自己搂紧双膝、飞上天去的独白之后,便对这位美丽少女产生了恋情。几天后回家途中,又见到那株老橡树,它竟变得认不出来了。“那棵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子,展开一个暗绿嫩叶的华盖,如狂似醉地站在那里,轻轻地在夕阳的光线中颤抖。这时那些结节的手指(树枝),多年的疤痕,归时的疑惑和忧愁,一切都不见了。透过那坚硬的古老的树皮,以及没有枝子的地方,生出了令人无法相信那棵老树会生得出的嫩叶”–老橡逢春。心情变好的安德烈眼中的橡树,也就显得富有朝气和生机了。

今后数日,有书作陪,不至于在漫漫冬夜中寂寞、无聊得只能静听附近圆柳沟里寒风的呼啸、野狼的嚎叫以及山泉水哗哗的流淌了。

一九八○年六月五日星期四厦门

天气晴朗。早晨乘八点二十分长途车离开泉州,过晋江,南下至厦门。下榻厦门宾馆后,于下午三点乘渡轮前往鼓浪屿。

上岛之后,我穿街过巷,沿着整洁的石板道向西走去。问了路人,才找到一幢英式红砖房子。叩门相问,迎出来一位慈祥老人,问他这里是否是舒婷的家,他点头称是。我说明自己是《十月》杂志的编辑,来向《致橡树》的作者约稿。老人遗憾地说:“我女儿不在啊,外出啦。”我留下了姓名、地址、电话,怅然离去。经过小巷中的别墅区,从爬满常春藤的石墙上,飘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还不时听到从绿阴中传出邓丽君那曼妙的歌喉。攀上日光岩,俯瞰了厦门全景。黄昏时来到菽庄公园。该园临水而筑,长桥入湾。沿着长桥走向大海,海浪拍打着附近礁岩的洞穴,嘭嘭然似有鼓点的声韵。我猜想,鼓浪屿也许因此而得名的吧?

我从栈桥上回到岸边,坐在椅子上歇息。附近金色沙滩上,赤膊、赤足的孩子们,追逐着、欢玩着一个大皮球。对离栈桥四五十米的地方,有几个青年在晚霞照射的海面上击水游泳。我头上遮阴着一株轩昂挺拔的木棉树。一朵大红花,噗的一声落在我脚边。这使我想起了舒婷《致橡树》中木棉和橡树的爱恋:“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阴重复单纯的歌曲/我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这是思想解放以后崭新的爱情观,是树对树的恋,花对花的爱;不是藤对树的依附,也不是叶对花的衬托。双方独立自强,彼此尊重,分担痛苦,共享欢乐。

《致橡树》发表后,迅速在全国传开。这次见不到舒婷,令我懊丧,因为我有一个疑团得不到冰释:她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写出《致橡树》之前,从未到过生长橡树的北方,从未见过现实中的橡树,那么,诗中伟岸身躯的形象和鲜明的意象,是如何获得、如何萌发出来的呢?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谜。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莫斯科

清晨,我们离开暂住的宇宙宾馆,经过征服宇宙空间纪念碑,乘旅游车从莫斯科出发,驶往西南方向。出城之后,公路两边连绵不断的白桦林护送着我们。秋深了,黄叶如彩蝶飘飞,令我想起列维坦的油画《金色的秋天》。路经图拉,进入姆岑斯克县境,再驶行不久,便抵达目的地斯帕斯克—鲁托维诺村。俄罗斯经典作家屠格涅夫的老家就在这里。我们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了屠氏故居纪念馆的起居室、写作室、图书室。有一个展览室的书架上,陈列着世界各国用不同语言翻译出版的屠格涅夫作品的译本。我把带到苏联的、一九八六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译著《屠格涅夫散文选》,送给纪念馆。负责的管理人员愉快地收下,连声致谢。

走出纪念馆,讲解员指着院子里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橡树说;“这株百年老树,是屠格涅夫年轻时种植的。”她的话使我想起屠氏上圣彼得堡大学三年级时,经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推荐,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处女作,歌颂的就是他从小就喜爱的橡树。记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是:

“古老的橡树,
德高望重的森林之王!
您那枝叶纷披的树冠,
高耸在睡意朦胧的水面上的张望”

于是我站在老橡树下,把相机交给讲解员,请她为我们摄影留念。

屠格涅夫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庄园里度过的。他在这里捕鸟、钓鱼;躲在密林里,贪婪地阅读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一次无辜挨了母亲毒打,深夜想出逃,被家庭教师劝阻。

作家后来常坐在自己种的橡树下或徘徊在庄园的橡树林里构思一部部长篇小说。他想像着《罗亭》中的罗亭和娜达莎躲在池塘边的灌木丛里幽会;想像着《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在月明星稀的夏夜,送走丽莎之后,像喝多了伏特加似的如痴如醉;想像着《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去世之后,他那年迈、衰弱的父母,怎样到坟墓上去伤心地凭吊他们早逝的儿子。

下午赶回莫斯科,经过前几天参观过的克里姆林宫和契诃夫文学博物馆,赶去参加苏联国家出版局在中国国庆节前夕举办的中国书籍巡回展开幕式。作家代表团团长唐达成在致词中介绍了苏联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并期望有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成俄文,以便让苏联广大读者及时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今天的世态。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二魁北克

我终于来到了加拿大魁北克市。

三百多年前,一批法国探险者,乘着古老的三桅船,远涉重洋,溯圣劳伦斯河而上,抵达这里,发现这儿皮毛、木材、鱼虾资源丰富,回国后便招引大批亲友、邻里移民到这富庶之区定居下来。故今日魁北克人大都是法裔后代,讲法语,遵循法兰西习俗。

魁北克最早是爱斯基摩和印弟安人劳动生息的地方。魁北克(Quebec)一词源自印弟安语,意即“河流变狭之处”。如今沿圣劳伦斯河西北岸的房子,其建筑风格,犹如法国北方的小镇。人们从老街上走过,可见一家家餐厅、酒吧窗外,市民们就在临街的遮阳伞下喝酒、聊天,怡然自得,一派法国风情。

魁北克是个旅游胜地,每年要接待上百万游客。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礼品店、纪念品店。旅游商品店门前,挂着当地印弟安人的图腾,张贴着猎人和渔人的巨幅彩照。

魁北克市每年七月九日至十九日,是夏天的狂欢节。我们进城看见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游人。街头艺人有演杂耍的,有拉小提琴、吹小号的,有给游客画肖像的,有全身涂满白色扮演活人雕塑的。有位民间艺人在桌上排列着几十只玻璃杯子,每只杯子里盛上不同数量的水,他用手指在各个杯沿上娴熟地抚摸过去,像弹奏不同键盘似的,发出悦耳动听的音乐。

我从一家大酒店经过,突然有人抛撒出一捧捧洁白的花瓣。紧跟着一对新婚夫妇从大堂里走出来,登上盛装的马车。戴着礼帽、身穿燕尾服的赶车人执辔驾驭之前,游客们簇拥过去,围着马车鼓掌庆贺,于是新娘新郎当众接吻。这时,附近教堂里的钟声嘡嘡嘡敲响起来,雄浑而宏亮,笼罩着城市,笼罩着这辆载着新婚夫妇的马车,——这更增添了喜庆、隆重的气氛。

经过街心花园,涌过来一批拉法尔大学的学生。他们手中摇晃着蓝白红三色法国国旗,呐喊着足球明星“齐达内、齐达内”的名字,向人们报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法国对巴西以三比零获胜的喜讯。这些法裔加拿大人视法国胜利为自己的胜利,于是整个街区都欢呼、沸腾起来。

入夜,成千成万市民、大中学生纷纷涌向魁北克省国会大厦前广场上,参加狂欢节晚会。广场露天演出开始了。电吉他、架子鼓、沙锤一齐响起来。歌唱家、舞蹈家、杂技演员陆续登台表演。演到精彩处,有的吹口哨,有的大声喝彩,有的热烈鼓掌。

舞台前人山人海。前面的人坐在草坪上,后面的人站着,再后面的人只能踮起脚尖观看。有的姑娘看不见,就骑在男友肩膀上观赏。更远的地方,人们攀上橡树枝柯,站在树上看,这倒颇似大剧场高处的包厢。进入高潮,台下的人们围成小圈子扭起来,唱起来。甚至马路边的老人、阳台上的看客、维持秩序的警察,受到气氛的感染,也都舞起来、唱起来。整个魁北克在狂欢,在旋舞。

我沿着广场边的小路,走向圣劳伦斯河岸,坐在一张绿椅上,俯视一艘满载沙土的驳船噗噗噗逆流而上,在桅灯照耀下缓缓行驶。

我周围是茂密的橡树林。记得加拿大作家麦克伦南在《伐木抒杯》中描绘过魁北克东部乡野里的橡树粗壮、高大,倒下时巨人般迟疑、缓慢,轰然震响;锯开时纹理细密,粉末芳香。但我身边是倾斜的河岸,由于地势低陷,橡树们为了攫取活命的阳光挣扎着向上拼命疯长,显得又细又瘦,形成一道黑黝黝的树墙。远处广场上沸腾的、激昂的声浪传到这儿,被橡墙所阻挡。众多细长的树干、交织的枝杈把声浪分裂成一个个碎片,滑入林薮叶簇之中。它们震颤着、抖动着墨绿的叶片,使之犹如万千振翼的小鸟,发出“唯唯唯”、“咿咿咿”的幽音。一波波幽音,渐荡渐远渐弱,最终涟漪般消逝在橡林深处。

那面前流淌着长长的圣劳伦斯河。圣劳伦斯河之于加拿大,好比长江之于中国。五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时候,曾经赤脚坐在长江口小木船的船帮上,脚掌拍溅着江水,向往着到遥远的地方漫游。那时无论如何想不到,数十年之后我会从太平洋西岸远行到数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端。正如家乡人所说:“人是地仙。”

耳边响起台湾三毛那首《橄榄树》的歌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二○○四年十月二日星期六巴黎

来西欧已十多天了。在巴黎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昨日去卢浮宫转了一圈,细看了那几件镇宫之宝。又乘船游览了塞纳河,欣赏了闻名于世的河上众多的桥梁。今天路过英国王妃戴安娜香消玉殒之地的纪念标志,去观看了巴黎歌剧院的豪华建筑,归途上竟迷了路。下午带着巴黎游览图独自到西郊的布洛涅森林赏秋。远远看见一片红玛瑙的林子,踩着窸窸窣窣的落叶前去一瞅,是一座稠密的橡树林。在色彩斑斓的秋林里徘徊,偶然发现一株老橡树上挂着一块提醒游人注意的牌子,蓝底上印着一行白字:“请行人爱护这株橡树,它树干上留有夺去我们烈士生命的子弹的弹孔。”就在这株橡树附近的空地上,筑起一个圆柱形的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三十五位爱国者的姓名。他们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被行将覆灭的法西斯德寇枪杀在这里。整整六十年过去了。人们一直铭记着这些为国捐躯者的英名。如今碑座四周堆着一束束悼念烈士的鲜花。对此我深受感动:凡是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志士,必将获得一代又一代后人的景仰和怀念。苏联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创作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也是表达了这种崇敬和缅怀之情吗?

这三十五位法国烈士牺牲后九天,巴黎获得解放。他们殉国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解放巴黎的盟国军队中,就有后来写出了《老人与海》的文学大师海明威。他是乘着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四步兵师的坦克,从离这儿不远的西北方向,冲进硝烟弥漫的巴黎市区的。随即向世界发出了第一篇战地通讯《Battle for Paris》(《为巴黎而战》)。

海明威年轻时作为《多伦多之星》报驻欧记者,在巴黎生活、工作了相当长时间。他深深爱上了这个艺术之都。二次大战末期,他毅然离美赴欧,勇敢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和解放巴黎的战斗。他是文学史上少见的血性硬汉作家。

巴黎,文学艺术的摇篮,您曾为这个世界培养了多少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仅以中国来说,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剧作家李健吾、音乐家冼星海、画家徐悲鸿莫不在您怀抱里受到您熏陶的恩泽。我为在巴黎逗留时间太短而感到遗憾。

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芝加哥

今天又到离旅美寓所数百米之遥的橡树林里散步。在这距芝加哥市区一小时车程的巴林顿自然保护区里,有条两米宽的林中小路,供附近居民晨练或遛狗。兴之所致,这次沿着铺沙小路走得很远,竟一直深入到狐狸河畔。

一路过去,我看到这儿两侧簇聚着两百多棵具有三四百年树龄的老橡树。这些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布成立之前早就存在的古树们,全无苍老之态,仍处在健壮的生长期;树干粗壮得三四个人才能合抱得住,分岔的众多枝柯,荫蔽数亩,高耸云端。我仰脸望不到被密叶掩蔽的树顶,只能见到被繁密枝梢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保护区里的工人,在每棵大树靠近根部的地方,钉上一个标有保护编号的圆形白色金属片。我靠近一棵编号为一八八的大橡树,怀着敬畏之心,伸手轻拍它那粗糙、凹凸、灰褐色的树干,细看它那些蛮壮、虬曲的枝桠,墨绿的叶丛以及撒落地下的棕红色橡实,油然感叹它那生命力之强大。

面对这些苍劲遒壮、气势雄伟的庞然大物,不由你不感到人的脆弱和渺小。时间是生命的财富,而世上最大的秘密,莫过于生命的秘密。你难于想像这些度过了几百年漫长岁月的老橡树,遭遇过多少次飓风的侵袭、暴雨的浇淋,承受着多少回雷电的轰击、严寒的冰冻。然而它们沉默着、隐忍着,坚韧地挺立着,顽强地生活着。

橡,木象,木中之象也。形象魁梧、高大如象的树木,以它伟岸的身躯、坚实的品质,而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所赞美。橡树在欧洲享有殊荣,是希腊主神宙斯的圣树,系德鲁伊特教派崇拜的图腾,更是德国的国树。如果欣赏过荷兰画家鲁伊斯达尔的《森林景色》、俄罗斯画家希斯金的《雨后的橡树林》、列宾的《橡树林中的礼拜行列》,就可知道欧罗巴画家们对气势磅礴的参天橡树怀着怎样一种敬佩、敬爱、敬重的心情。橡树在北美也受到崇敬,它是美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卡特总统家乡所在的佐治亚州的州树。散文家爱默生说,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像树那样,巍然挺立在大地上,在灵魂颓丧、萎靡的人群里,举起正义之笔,做“一个擎旗的人”。

橡树们不仅为大地带来成片绿阴,给人类提供诗意的栖居环境,还给饥馑中的灾民贡献富有淀粉的橡实。我国古籍中对橡实就有许多记载。《晋书•挚虞传》说:“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唐代张籍《野老歌》曰:“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皮日休也有诗云:“深秋橡子熟,散落榛荒岗。”北京郊区顺义和昌平交界处、靠近怀柔一侧的王峪村,至今保存有数千亩原始橡树林。据当地老人说,在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那片橡树林里的橡实救了村里许多饥民的生命。

橡实不仅可食用,还可酿酒,酒糟更是喂养家畜的好饲料。至于橡木,由于质地坚硬致密,可造房,可做家具,也可制作地板、枕木、坑木,是难得的栋梁之材。

从狐狸河畔回到寓所,上网看到纽约“9•11”事件之后世贸大厦废墟上纪念建筑的设计方案中,就有一片池边的橡树林,引发后人的怀想。

千百年来,遍布欧美、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北方的橡树林里,发生过许多宗教的、爱情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因而引发诗人的怀念、画家的激情、作家的想像,旅人的赞叹。

橡树林,我想追随茅盾赞美白杨、陶铸称颂松树那样,给你唱一支深情的歌。

《书祭》作者:舒婷

录自《南方周末》2006.1.5 D31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的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脏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惟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落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香”。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各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词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

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啊!”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惟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分、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惟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阴晴变化。只记得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者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惟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香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么?还是我的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富起来,然后大红大紫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地产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的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粘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1994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20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后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有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蒋子龙 《颖影》

倏忽,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了!

南京的从军女士私人出资,准备拍一部六集纪录片《最后的女兵》,纪念她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的六位女战友。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年纪最大的甄颖影也不过才23岁,摄制组来天津采访我,就希望能谈谈甄颖影的故事。

30年来我从未写过关于颖影的一个字,太过痛惜便不敢轻易触碰。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在天津市举办的一个文艺学习班上我结识了甄颖影。她身材高挑,眉目修长,脸上焕发着摄人心魄的清纯,漂亮得像一种文化,凝结了那个时代的美:军装、少女、率真、阳光。那个年代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本来是被叫来“搀沙子的工人作者”,突然变成“炮制大毒草的反面典型”,“兵的代表”甄颖影却公开表态看不出我的小说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得那样轻盈随意,一派单纯和善良.但这却并未给我帮上忙,反而给她自己惹了麻烦。这使我感激、感动和愧疚。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在唐山当兵,家却远在新疆,以后她每次回家或探亲归来,都以我的家作中转站落一下脚。有时她的父亲也直接给我来信,托付一些诸如购买《鲁迅全集》等我能办的事情。他原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高级干部,1969年为林彪迫害,发配到新疆。颖影当年只有16岁。到了1970年初,颖影想去当兵。那天外面风沙很大,冷彻骨髓,她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说是拿帽子和手套。母亲笑了,就你这么娇气,还能去当兵?颖影将拿到手的帽子和手套重新甩到桌子上,返身又冲进风沙。她直接跑到乌鲁木齐火车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到北京的车票。一上车就是四天四夜,由于她没有钱买吃的东西,就一直饿到北京,看着别人都下车她却从座位上站不起来了。好心的列车员把她架下车,还扶着她在站台上溜达了一会,为她买了点吃的东西,她才慢慢地能够自己走路。出站后就去找父亲在京的一位老战友。很快她穿上了军装,到唐山255医院当了一名战士。

她在伙房做过饭,在病房做过护理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还不够入伍年龄的新兵,却很快成了医院的名人。她有着少见的开朗和自信,性格狷介,富有灵性,小小年纪竟写得一笔好字,还写一手好文章,很快被政治部发现,经常抽出去为医院撰写各类在那个时期不能不写的文章。逢年过节或部队发生重大事情,还要为医院编写文艺节目。这也正是她被选送到天津市参加文艺学习班的原因。她打篮球也相当不错,从科里打到医院,又代表医院到外地跟兄弟部队比赛她是如此的多才多艺,却又有一种无邪的气质,她的生命仿佛是在自然地流露着令人心醉的芬芳。

有天晚上,她下班后和另一名女战士结伴回宿舍,在草木繁茂的小路上,一位领导干部跟上她们,像说暗语一样念了句自以为甄颖影一定能理解的古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级对女兵说这种话至少是很不得体,偏是社会上有种风气,上边的人可以很随便,乃至放肆,下边的人则要拘谨和紧张。女兵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种选择,接受领导的暗示,或装做听不见赶快跑开。颖影却采取了第三种态度———顶撞:“这里没有君子和淑女,只有领导和女战士,而且你是有老婆孩子的领导,还想求什么?”

她的话随即被夜风吹散,医院的大院子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可从此以后甄颖影当兵的生活却变得艰难了,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她的处境掉转一百八十度成了医院落后的典型

入伍三年,其他许多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可甄颖影连团都入不了。1973年的春节,她给我来过一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老找我的碴儿,都是鸡毛蒜皮,我的一举一动后面都有眼睛盯着。因此我有一点小事处理不当,马上就传得全院都知道,直接影响入团、提干,比如衣服泡在盆里没有洗。我被抓了典型以后,天天挨批,大会小会都点我的名,搞得我大脑十分紧张。算啦,不费这个脑筋了,最近传说京津唐一带有地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震死了,省得罗嗦。不过今天是大年初一,好像不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一个曾经那么阳光灿烂的女孩儿,几年的工夫竟变得如此消沉。她那么单纯,竟不能为环境所吸纳。然而,她的生命正因为沉重才有分量,医院的主要领导和她的科主任又非常赏识她,每年都有一种声音嚷嚷着要叫她复员,可每年她都走不了,直到她超期服役的第三个年头上,共青团终于加入了,提拔干部的命令也下来了。但命令尚未公布,她却接到家里电报,父亲病倒,希望她能回去一趟。

我在天津站接她,然后带她买了些带给父母的东西,随即又送她到北京,买了当晚11时由北京发往乌鲁木齐的车票。

这是1976年的7月中旬,限令她归队的时间是7月29日。她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多呆两天——实实在在的就是两天,自己花钱为她买了26日下午的飞机票。她当天晚上到天津。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7日,抱着一个哈密瓜到我家来。

她说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父母之所以给她买了26日的机票,就是同意她提前一天回到医院,28日休整一下,29日一早就上班。

也就在颖影回到唐山的当天夜里,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作为一个城市的唐山已经不存在了,满眼瓦砾,空气中有刺鼻的臭味,大道边还摆放着许多尸体,解放军战士正用汽车将尸体运到郊外淹埋,天空偶尔会有飞机喷药我一见这场面心就抽紧了,赶忙打听255医院我像疯了一样在废墟上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见人就打听,最后竟幸运地问到了跟颖影同宿舍的一名战友。她告诉我颖影刚被扒出来的时候还活着,只是脾被砸裂了,跟着一大车伤员送天津抢救,车到汉沽因大桥震断无法过河,所有伤员都被安置在汉沽一个中学里,颖影因出血过多三天前已经死了她还告诉我负责掩埋颖影的战士叫周黑子,以及他的部队番号。

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感谢颖影的战友,掉头就往回跑,到救灾部队的指挥部以后再找负责宣传的新闻干事,他为我拦了一辆去汉沽的军车,临上车时还塞给我两个馒头。

到汉沽找到了周黑子,这个战士很朴实,曾在255住院做过手术,正是甄颖影护理的他。我说既然是你埋的她,可记得她最后的情形,留下过什么话?周黑子说,她就是老说累,到最后不行的时候说不能告诉她的家里,父母一定受不了,天津有个朋友姓蒋,让他想办法这时候我的眼泪下来了,颖影啊,我若真有办法就不会让你出这样的事了!

天快黑了,我让周黑子领着来到颖影的坟前。这是一片盐碱滩的高埂,蒿草荒烟,四顾阒然。颖影的坟堆不大,没有任何标志。我再三叮问周黑子:你可记准了,这确实是甄颖影的坟!他说绝对没错,是我选的地方,我挖的坑,你看,这坟头上的一锨土里有马辫草。甄护士非常漂亮,病号们都喜欢她,有人就为了她而泡病号,她的头发也很好其实只要能做手术,有人给输血,她就不会有事周黑子说着说着嗓子里也有了哭音。

真恨不得撞你的坟头啊!不该呀,27日我就不该放你走,再多留你几个小时,你就逃过了这一劫。你的父母也不该让你坐飞机回来你的命运中有着太多的不应该啊!

盐碱滩上植物很少,远处倒有几墩红柳,柳梢上正顶着白色小花。我走过去折了一大把,口袋里还留着一个馒头,一并献在颖影的坟前。随后自己也在坟边坐下来,心想应该好好陪陪她了,我怎么都感觉颖影的死是不真实的,很像一种艺术虚构。我想还给颖影一个真实。

我轻轻地说,颖影,这里很安静,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你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再为难你和伤害你了。只是对你来说,这儿太荒凉,太孤单了。但这儿的土质中盐碱成分很高,对你是一种保护,一时半儿不会受损坏。相信我,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荒滩上,我会选一个适当的时候把你送回你父母的身边,但不是眼下,眼下我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父母也未必会受得了。

汉沽盐场的工人作家崔椿蕃是我朋友,我敲开他家的门。崔大嫂赶紧为我做饭,还做了三张鸡蛋饼,老崔要往我碗里夹,被我拦住了。

第二天,老崔给我找出一块很厚实的长木板,怕墨水被雨水冲掉,特意又从别处借来白油漆,我用毛笔蘸着白漆写成了颖影的墓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甄颖影之墓”。旁边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供品除去那三张精致的鸡蛋饼,还有水果。老崔陪着我一人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颖影的坟边,先给坟堆培土,把坟堆加大,做规矩。再将那块木牌竖在坟前,摆好供品。

这时,我站在颖影的坟前才可以说出那句话:“颖影,安息吧!”
(解放日报2006年7月16日)

季羡林《怀念沈从文和许国璋 》

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求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也许是就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彼此音讯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的。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十几年的北平。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终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就是中山公园之类。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

小事过后,来了一件大事: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关键的时刻,从文先生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沈先生从此在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不清;他有什么苦恼,我也说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凭了他那一股惊人的钻研的能力,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的赞扬。他成了这方面权威。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

许国璋先生

我同国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来,我们相识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

在解放初期那种狂热的开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会上相遇。会虽然是各种各样,但大体上离不开外国语言和文学。我们亦不是一个行当,他是搞英语的,我搞的则是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但因为同属于外字号,所以就有了相会的机会。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以后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英语界的同行们对他的英语造诣之高,无不钦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绝无骄矜之气。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绝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

拨乱反正,天日重明。“四人帮”垮台后,我同国璋先生,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们,在暌离了十多年以后,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认真、细致地讨论一些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外国语言文学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语言卷”的工作。此时,我们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我同国璋每次见面,会心一笑,真如“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最难忘的是当我受命担任“语言卷”主编时的情景。这样一部能够而且必须代表有几千年语言学研究传统的世界大国语言学研究水平的巨著,编纂责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我考虑再三,外国语言部分必须请国璋先生出马负责。中国研究外国语言的学者不是太多,而造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随时吸收当代语言新理论的学者就更少。在这样考虑之下,我就约了李鸿简同志,在一个风大天寒的日子里,从北大乘公共汽车,到魏公村下车,穿过北京外院的东校园,越过马路,走到西校园的国璋先生的家中,恳切陈词,请他负起这个重任。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了下来。我刚才受的寒风冷气之苦和心里面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我无意中瞥见了他室中摆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儿梅,灵犀一点,觉得它也为我高兴,似向我招手祝贺。

从那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像,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

他曾几次约我充当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答辩委员会主席,请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锅子。他也到我家来过几次,我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们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谈论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国热。我们俩都在外国呆过多年,绝不是什么“土包子”。但是我们都不赞成久出不归,甚至置国格与人格于不顾,厚颜无耻地赖在那个蔑视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国家里不走。我们当年在外国留学时,从来也没有久居不归的念头。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那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一些中国人可以毕生不说英文,依然能过日子,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最让我忆念难忘的是在我八十岁诞辰庆祝会上,我同国璋兄的会面。人生八十,寿登耄耋,庆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谓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而校系两级竟举办了这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大会在电教大厅举行。本来只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多年不见的毕业老同学都从四面八方来到燕园,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家乡的书记也不远千里来了。澳门的一些朋友也来了。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最让我感动的是接近“米”寿的冯至先生来了,我的老友,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的吴组缃兄也坐着轮椅来了。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我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又实在出乎我意料,国璋兄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绝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观我同国璋兄的关系,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并不在一个学校工作,见面的次数相对说来并不是太多。我们好像真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也都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

了解了我在上面说的这个过程,就能够知道,国璋的逝世对我的心灵是多么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有什么来生,有什么天堂。我相信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一别便永远不能再会。在仅有的一次生命中,我们居然能够相逢,而且成了朋友,这难道不能算是最高的幸福吗?

摘自《季羡林谈师友》 季羡林研究所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何期执手成长别》作者:范曾

赤橙黄绿、宫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莲,那有色、有声、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驳错杂、陆离纷陈于前;宇宙洪荒、龙光牛斗、沧海广漠、崇山峻岭,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穷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电、飘风骤雨、兔起鹘落,那是速度的光荣;晨晖暮霭、朝花夕拾、青丝白发,那是时间的慨叹。这一切,佛家说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开只眼,看到了“数”,他们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称为数学家。

景星祥云,移驻南开,这一天是伟大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执教五十年的庆典。一时间,欧西、亚太、国中群贤毕至。他们其中有法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博规农(Bourguignon),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雅(Atiyah),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杨乐,数学家严志达、胡国定、吴文俊等等。这都是用方程和数字构建不可思议大厦的俊彦。陈省身先生端坐主席台正中,显得有些兴奋。这其间有一位对数学完全是门外汉的范曾——我奉陪末座,也十分自在地厕身主席台上。这不伦的地位,不是出于虚荣,而仅是由于陈省身先生的坚请。开会伊始,免不了冗长而多余的祝词、介绍等等。我有足够的时间探讨深奥的数学问题。右侧是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数学家胡国定,我问他“什么是纤维丛?”胡国定说:“数学隔行如隔山,我无法很快捷而准确地回答你这问题”。我在南通中学时代的低一年级的校友杨乐,坐在我的左侧,我们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张广厚因解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学问题,曾一跃而为国中光耀的数学新星。我转过头来问他:“什么是纤维丛?”杨乐寡于言谈,不无嘲讽地笑着说:“给你讲你也听不懂。”彼时大失所望的我对数学的神秘崇拜之心多于被奚落的寂寞之感。同时,因为都相互熟稔,三人相顾而嘻。不熟悉英文的我,听到主持的人念到FAN ZENG时,正傻坐着,微笑着,杨乐说:“你讲话。”当掌声和目光都朝着我的时候,我才走向了话筒,开始了胡言乱语。我第一句开头劈脸询问:“今天会场上谁的数学最好是不用说了,但你们知道今天这大会上谁的数学最差?”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台下座的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家、教授、博士生,最低的是数学系本科生。“从大笑中,我知道了你们的答案,当然很惭愧,是我。然而我要问你们,什么是数学?”这咄咄追问使会场顿时大为活跃,我不免回过头来看陈省身一眼,他正为我刚才的话笑声未止,瞠着他的一双大眼,揣度我又会出什么厥肆之词。我说:“数学,无色、无声、无香、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没有‘数’的奇绝的构成,天地不是道家的混沌,便干脆是佛学的一片空白。”雷鸣似的掌声掩盖了我数学知识的浅陋。陈省身先生笑得前仰后合。这还不过瘾,我又问:“陈省身先生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我为讲演计,问过了胡国定先生,他作如此说,我又问过了杨乐先生,他作如彼说,总之一句话,不懂别问。啊!我举头望明月,我不懂你,但我可以仰望你,我不懂陈省身,但我可以仰望大师。”又是一阵激雨般的掌声,只见陈省身捂着脸哈哈大乐,主席台上各国的数学家都侧着身,向他鼓掌。我想古罗马的西塞罗,或许曾经享受过类似的听讲者的热烈回报和感应。于是我奉呈一首七律“纤维胡老说奇丛,便使神思入太空。造化沉浮多幻变,天衣散合总趋同。千秋大智穷抽象,一代学人沐惠风。此世门墙无我地,宁园小坐说云峰。”又送上一幅祖冲之的画像,我冲着陈省身说:“他不懂几何,他没有你伟大。”对我的演讲有一位持异议的人来到身边,那是极负盛名的大数学家严志达,他是我南通的老乡,他说:“陈省身先生和祖冲之一样伟大,他们之间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阻隔。”科学家的严谨和诗人的豪兴大体区别于此。但我告诉严志达,外行话亦若童言之无忌,不能算数。严公颔首。然后又和我谈竹林七贤,他是数学家中对国学最有兴趣的人,这一点,他和陈省身时有龃龉,颇似文人之较劲。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相识应感谢杨振宁先生,没有杨先生的介绍,也许人间没有陈、范的一段因缘。而杨先生的与我相识,则应感谢国务院教委的介绍,杨先生问教委外事处的人,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范曾,我喜欢他的画,教委托我作一幅画送杨先生,当时我很觉得荣幸。画毕之后,杨先生竟然亲自到崇文门我的寓所来看望我。杨先生的坦率、真诚、博大、睿智感动了我,第一次相逢,便预伏着永结同好的君子情怀。我拿出了一张大纸请杨先生写几个字留念,他说他不习惯用毛笔,于是拿了一支钢笔,他想了一小会,写了下列的话:“我很爱范曾先生的画,杨振宁”,字写得很小很小,而且笔画严谨不苟,于此我想起每逢展览会在签名簿上恣情放大姓名的人,不免用力过猛。文字语言的简洁,透出了杨振宁先生洗尽铅华的大朴无华。因为他研究的宇宙本质,在《老子》书中叫作朴。我又想起在数学上的“拓朴学”三字,那是奇美的名词,这名词是陈省身先生所起。陈省身先生一般对人客气,但“谦虚”,他似乎觉得多此一举,因为应谦虚的地方,他早就做到了,譬如他说,从小不用功,功课不好,觉得数学好玩,在脑中驱之不去,以至上早操的时候,全校同学都作上肢运动时,他会出人不意地、刺眼地高举起一只脚。据陈先生告诉我,在体操场上很容易找到他,那出格的必无第二人。还需要如何才是谦虚!当杨振宁在电视上讲到杨氏理论时,他说这理论可以管到下世纪、甚至更远时,我只觉得神圣之自尊乃是任何伟大的人物不可或缺的高尚品德。有一年元旦,陈先生收到两张贺年片,地址一模一样,是巴黎雪夫汉街十一号,一封是法国数学所前所长伯冉(Berger)的,一封是我的,陈省身大为惊讶,原来我与伯冉(Berger)住在同一座古典大楼之中,我在A门、他在B门,于是又有了我与伯冉(Berger)的一段因缘。伯冉(Berger)先生十分真诚地告诉我,“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而我只是小数学家”,他还告诉我曾有一位日本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天下第一”的中文牌匾送他,他不知其意,挂在客厅,后来有中国人来做客,告诉他意思,伯冉(Berger)大笑取下,说,所幸来的人都不识汉字。回国后,我告诉陈省身先生这件事,陈先生说:“他太谦虚,很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大、小嘛,嗯,大体如此吧。”对于一位位居数学峰巅的人,他有着孔子“当仁不让”的担当精神。他决无丝毫的轻忽其他数学家之意,而数学上的<或>这样的符号,就不是在月旦之评中可上下其手的事,那是依象而言,那是真实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之中,陈省身先生一般亲切的称谓是直呼其名,如葛墨林、陈洪,更亲切的称呼是不用姓,这样的人几乎我只听到过一个人,那就是杨振宁,他呼之为“振宁”,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背后称陈省身为“陈先生包括杨振宁先生在内都如此地尊重他。从电话中的“范曾先生”到“范曾兄”到“范曾”绝对经历了20年之久,其间的亲疏尺度,也有“数”。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初次见面,那是在1986年他回国的日子里。杨振宁先生与他同时在南开,陈先生当时并无意回国定居,先生步履健顽,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形状与毕加索相似,但其中所储藏则大异其类,毕加索狡黠、凶狠、偏激、自私,而陈省身则慧智、谐谑、宽大、威严,可能所有的人第一次见他之前都诚惶诚恐,宛如他的女婿朱经武先生先把微积分仔细地复习一下。而我则不然,看还看不懂,遑论复习?于是那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是不缺乏的,加上两个人都爱开玩笑,亦若朱先生谓之“臭味相投”,中国文雅的说法为“葭莩相投”。比第一次见杨振宁似乎更多了相逢恨晚的境界。陈省身先生的相貌,按我对骨相的判断:异相也。除眼大有异彩外,耳奇大——长、厚、阔、深四美具,挺拔、垂珠(耳垂如明珠)二难并,这样的杰出耳朵虽千万人无一焉。某人耳则大矣,然软巴巴地,宛似上帝以馀料随意捏就,那街边之卖花生仁的老者耳正不小,气则庸凡。陈先生有垂胆之鼻,可见气息宏大、吐纳不凡,而先生之声有如钟磐一般宏亮清彻,远闻之如深山古寺的梵音法鼓。即使隔八间屋子,那频高速缓的声音都会慢慢传来,那他平生用得最多的一词“好极了”,任何人一听即为之雀跃,至于他称赞的“好极了”的对象则有考证之必要。譬如每年他生日,每次人们都会送涂着彩釉的陶质寿星老给他,以此聚积日多,排列于他的客厅橱上,俗不可耐。相信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说“好极了”,这三个字表示了大地般的宽容,你看恢恢地轮上面生长着大木巨柯,也生长着野草闲花,我们难道不觉得冥冥之中大地正在赞赏它们——“好极了”。

我决心将陈省身先生放置于他为南开所建的宁园里这些粗俗的寿礼一扫而空,拿了奇石、东周青铜鼎、雕刻、仿清的硬木高几换下了那“好极了”的一切,然则扔了于送礼者不恭,于是我设“陈省身奖”,将寿星老作为奖品送给一次家宴中的所有客人:陈洪、葛墨林、张伟平、叶嘉莹,还有几位不熟知的数学家。不过有一绝对奇妙的想法来自我的倡议,让陈省身先生在像底惟一的一小块陶质犹露的地方签名,这一倡议使所有的人大为兴奋。到了为我签的时候才发现像底也上了釉,毛笔字上不去,我却奇想突发,这一位寿星老惟一的陶质却在头部,于是我请陈先生在那脑瓜上签字,先生大乐,欣然应命,这人间独一无二的陈省身先生的签名寿翁,至今立在我的书房,它变得那么高雅,那么珍贵。不约而同的是,陈先生仙逝之后我偶去叶嘉莹先生处,她几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物因人贵,人们不能忘记那一晚高人雅士的欢乐聚会。

日与先生熟稔,对数学问题的探讨也渐插垂天之翅,游于无极之门,而我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这印证了“十个智者回答不完一个愚者的问题”的欧谚。而对在数学上配称“愚者”的画家我,陈省身先生绝对做到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我问:“人们大概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陈省身:“那我就可以胡说八道。”
我问:“那你比别人为什么高?”
陈省身:“我做得简洁、漂亮。”
我问:“齐白石画到九十岁还有新意,您呢?”
陈省身:“类我类我,我也有新的发现。”
我问:“人们对大师之产生各有所说,你做何解?”
陈省身:“一半机遇,一半天赋?”
我问:“努力其无用乎?”

陈省身略停数秒钟,然后出人意外地回答:“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与成为大师是关系不大的,成功和成为大师是两回事。”这真是妙语惊人,而且越想越使人钦服,非大师不可作如是说。与此相应的问题,见于一次某记者对陈省身的采访。

记者:“大师是怎么出现的?”

陈省身:“唔——大师,大师——唔。”先生支支吾吾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位十个智者也回答不完问题的提问者满意。

“冒出来的。”在旁听得不耐烦的我真是冒出了一句妙语。

陈省身先生大为赞赏:“对,范曾说得‘好极了’,冒出来的!冒出来的!”

那记者的眼中露出了不解、茫然,先生习惯性的举起他的左手,作中止提问的示意。

古往今来,大师绝对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既不可限以年月,树以指标,给以条件,他们不知何年、何月、何地、何因,霍然而起,伟然而生,卓然而立,那是无法解释的。以我之体会,大师必具条件有三:智、慧、灵。智,不光是好学可得,这并不有悖《中庸》“好学近乎智”的结论,好学者,只是“近乎”,而达到峰巅的“近”,宛若奥林克匹运动会短跑冠军刘易斯的成绩,恐怕得等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能打破。以此知这“近乎”不是“等于”。而慧,则是来源于先天之根性,佛学所谓“慧根”者也,生物学所谓DNA者也,那就是只属慧能而不属神秀的质的分际了。有智矣,有慧矣,而无灵,亦不足为大师,灵者,似有似无的感悟也,忽焉近在睫前,忽焉远在天边,灵者,如梦幻、如泡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灵者,迅捷而来,迅捷而去,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而灵,绝对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师不可或缺的光照,它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本体?不去详为探讨了吧!灵,在阿基米德浴室的澡盆,在弗莱明贮葡萄球菌的平皿,在贝多芬的音符,在帕格尼尼的琴弦,在陈省身的公式,当然也在某些人的画笔。灵,如晨曦清露、中夜细霰,远望之有,谛视之无。它浸润着慧智之域,带给人们天心月圆、花开满枝的胜景。

陈先生为天津的少年们曾题“数学好玩”,这句话如出自平常人之口,那是索然无味的。而出自陈省身先生之口,那就包含了他的无限深情和他投身其中70年的漫漫求索。“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他93岁高龄之后,他每天早晨四时起床,要解一个什么世界难题。而且他对下一世纪的数学家们提出新的难题,为此他作了一场令人感佩的讲演,他的思维如静影澄璧,清晰而透彻,闪烁着青年人一般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位数学家像陈省身先生一样,表现出岁老弥坚的弘毅精神和不屈意志。然而这是苦役般的劳动吗?非也!——“很好玩”。什么是天才?尼采有云:“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我在“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曾引用之,这七点今正可验于陈省身先生之生命。“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语),陈省身已为人瑞,犹作登数学奇峰之旅,非“狂者进取”而何?“狷者有所不为”,对世上异端怪说,疾恶如仇,有学生杨君持种种特异功能之书,呈于先生面前,先生大怒,推扔满地,下逐客之令,狷介之性时有令人骇异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垃圾,绝对横扫,毫无商量。我告诉他:“您做得对”。陈先生说:“你认为这样是可以的?”我说“当然!”陈先生谈话,有时滔滔不绝,有时要言不繁,全看其性质而定。最简洁的时候,往往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斩钉截铁,不假任何题外的修饰。有一次我邀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于东艺楼我的画室小坐,谈得正高兴,走来几位物理学的博士生,滔滔不绝地向杨振宁先生问物理疑难,我听不懂,但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他们的语无伦次。从杨先生不太屑于回答的神态上,看出大师的忍耐力。正好坐在旁边的轮椅上的陈省身先生大不耐烦,举起左手,“别问了,你们成不了爱因斯坦”。可见我的判断不错。后来我问陈先生发脾气的原因,他说其中一人既愚蠢而又狂傲,“这样不可以,振宁不会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还有一次在叶嘉莹先生的八十大庆上,有一位老而不重的先生于讲坛上訾议无状,信口雌黄,直呼陈省身、杨振宁先生之名而有并驾齐驱、共赴绝域之概。陈省身先生高举左手作狮子吼:“打住!我们老年人就是要少说话!”以上是我见到的陈翁三怒,这三怒非“神圣之自尊”而何?而尼采论天才的中间五点,亦皆陈先生穷奥溯源时的状态,这不只是陈省身先生所专属,古往今来之有大创造者,概莫能外的都有着这种天才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赤子之态。

记得陈省身先生75岁生日那天,陈先生彼时步履稳健,独邀我与叶嘉莹先生作一次小庆,听叶先生谈诗,当然是人生之至乐,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为之击节。我说:“今日不可无诗,陈先生您先来”,陈省身先生不假思索。一句诗脱口而出:“百年已过四之三”,我说:“妙!妙!数学家片刻不忘数学,此其验矣”。叶嘉莹先生以诗评的口气说:“的确好,宋人有‘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自有词以来,我以为用分数而入词者,可谓千年一遇,而又出于陈先生之口,简直妙得很”。于是我倡议每人作一首诗,第一句必用“百年已过四之三”以为庆贺,第二天交稿,因为陈先生点的珍馐尚未动箸,所以不作即席之吟,第二天写出后,叶先生对陈省身的诗一字不改,对我出韵的毛病提出了意见。后来这三首诗发表在天津日报,这是极有趣的人生诗篇。

佛家有云:“以逆境为园林。”人生道路不会一马平川,不踬于山者踬于丘,不踬于丘者踬于石。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对待坎坷,人们如何看待你的坎坷。我当然不例外地遇到了这样的逆境,同时我却能如此生活于逆境之快乐中,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显然是伸出了援手、带给我无上快乐的两位科学大师。于是有了一场史所未见的“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的讲座,由物理学家葛墨林兄主持,这场讲座有着一个大的背景:

先是,有一位物理学家谈到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且不谈这比喻的不伦,而其所举之例证,实在有悖科学之精神。杜甫有“细推物理”便是第一个提出了物理学之名词;屈赋有“南北顺椭”字,屈原便发现了地球是椭圆形,“天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渐江运用了数学,创对称之山水等等诡言谲说不一而足。而画家们一夜间都深刻了起来,画出了一批十分费解的作品,而每张作品的背后都有着科学伟力的支撑。我断定是这位科学家使一向持重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勉为其难地画了生平一张最荒诞的题为“弦”的画,那是一根混乱而驳杂的粗细不匀的线,纠缠着。据说这“弦”已超过了多维空间、而和深奥的数学玄想连袂。陈省身先生请我去宁园看一本这位科学家的著述,他说这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显得荒诞,他简捷地一语破的:“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地球是椭圆的”。他告诉我,一会儿有两位天津科技馆的人来,你替我接待一下吧。果然有二位来了,显得有些深刻。我说,这位著书的科学家大概是出于科学上的寂寞,折腾出这样的学说,牵强、荒诞而无聊,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不会支持你们所想举办的展览。然而奇怪的是展览会上偏偏展览了杨振宁的油画像和陈省身的雕像,意思是他们支持这荒唐的游戏。这样的欺世手段,也许为的是蒙蔽群众,也许根本上别有机心。我以为由真正懂得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的人来谈美,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了。于是“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在南开园里拉开帷幕。陈省身先生站在数学家的立场开始了他有趣而深入浅出的论述,他谈到数字是那么的美妙,不可言说。一个神妙的故事以为滔滔讲说的开端:18世纪,在德国的一所学校,数学老师叫学生们回答1+2+3+4一直加到100等于多少,少顷,一位年甫弱冠的少年站起来说:“5050”,这就是后来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高斯。接着我似乎听出“数”竟有“无理”、“有理”之别,有延伸于一轴自东而西的有理数与无理数,还有驻足于一个平面上的复数。有永远纠缠着你的开方不尽的数,譬如2,还有-1开方之后生出一个符号i,这就是虚数。接着陈省身先生谈几何,妙趣横生。理科学生们的兴高采烈和笑声,使我知道先生讲得精采,也跟着不甚了了地傻笑。他说:数学是一个至美的境域,数是一个奇妙的精灵。演讲既毕,有一个好问的学生站起来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陈省身先生说:“这也是我想向你提的问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陈省身先生退出了会场。接着我在朗诵了一段我的长诗:《庄子显灵记》中《智者——爱因斯坦》之后,谈到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的友情,告诉同学们今天这样的科学家已硕果仅存,只有陈省身先生和爱因斯坦的邻居能如此了解爱因斯坦。我的讲演着重谈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科学重理性而艺术重感悟,同时对甚嚣尘上的科学与艺术的“一币两面说”渐有披靡国中之势抱着忧虑之心,我以为这正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张目和鸣锣开道。一个怪力乱神的艺术乱世将会来到人间,而当这样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窜出,那艺术的灾难便永远不可收拾,我们需要的是筑起水火不能人、虎豹不能侵的铁的长城。因为一种荒诞信念的侵蚀对民族精神的动摇,比火和剑具有更大的危害。和谐的追逐从古代的孔子、老庄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一直绵延至今。使我们生活于有序的地球和人间,而后现代的所有失序,都在危及着人类的平静,其中充满着斗争和矛盾、噩梦和呓语,甚至戕贼生命和残暴酷虐。后现代不是美妙的信仰,不是诗意的裁判,它带给人类官能的反感和心灵的损伤。呼喊和谐,回归古典主义,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相对话,是陈省身先生和我谈美的宗旨。葛墨林兄作了精彩的总结,他要同学们记着这一天,这将是人生难再的幸福的回忆。

前文谈到的纤维丛,必有奇美在焉,了解纤维丛的机会终于来临。在一次研讨陈省身数学的成果的大会上,吴文俊先生用他的南方口音讲,那是陈先生从宇宙取下了“一小块块”如何如何,整个会议除听清这四字而外,其他的公式都与我无关。参之杨振宁先生赞陈省身先生的诗:“天衣本无缝,妙手剪掇成。”我想,宇宙的天衣无缝、自然本在那是陈省身先生理论的依据,也是他与宇宙对话的核心。这“妙手”应是冥冥中的目的,那是谁的手?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中国的道、天、诸天?无法说,那妙手必凭籍陈省身先生这样的数学家解析而后再行剪掇,剪掇出“一小块块”,重新把他略无缝隙地送回天宇。

有着童稚之气且好谐谑的陈省身有一次告诉我:“范曾,我有钱了,以后请客不用你出钱,全部我来付”。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弄来多少?”我挑战式地询问。

“100万美金,绝对够我们吃饭之用。”陈省身先生告诉我,第一届的邵逸夫奖决定授予他。

“哈,一言为定,你的这笔奖金,我们必须吃完之后,才允许你离开人间,一年我们吃它一万元美金,你还得活上一百年”,我大为兴奋了。

陈省身说:“一百九十三岁,嗯,可以的,一万元美金太奢侈,人民币吧”。态度有些认真。

“哈哈,那吃它八百年,你比上古传说中的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还高寿。”两人相与大笑。

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不解的因缘,至高至尊的数学与哲学的邂逅,使两者相得益彰。从毕达哥拉斯到莱布尼兹都是大哲,同时他们更是伟大的数学家。大数学家的所向无敌的武器是逻辑,他们距逻辑越近则距具体的数字越远,那能心算10位数28次方的印度妇女,是卓越的算术家,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学家。计算机,能在比数学家快一万倍的速度下计算数字,但它不是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平生不会使用计算机,也没有一次有求于计算机,他的玄想用不着它。南开大学要从数学经费中拨款购置一个硕大无朋的计算机,先生颇为不满。有司前来询探先生的意见道:“你是我们的旗帜,只须要你表一个态就可购买了。”先生说:“好吧,那就在旗帜上写‘陈省身不要计算机’。”不只对计算机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陈先生也很少数字之计算,陈省身先生有一次在天津凯悦饭店请客,付款时,几百几十几元,他来回计算,最后的得数才和发票的仿佛。陈省身先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不要以为数学家必须有前述印度妇女的本领。

有一天,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来我家,用不少英语词汇在谈话,原来在商量这100万美金的捐赠事宜,杨振宁先生提议的地方,陈先生都欣然同意。最后将100万美金一元不剩地送光。我看到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此平淡地对待这100万美金,不仅平生所仅见,连我也不曾做到。所谓知识分子之“士节”,正在临财廉而取予义。大师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以后所有的饭局,依旧在宁园的小餐厅进行,有时我从外边叫来淮扬系的“公馆菜”正合陈先生口味,可恨葛墨林竟吃不出好来,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葛墨林品菜水平的低劣,不免微词,陈省身先生准备请客800年一事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自己的寿数,陈省身先生怀着永年的信心,一百岁决非上限。

更大的喜事临门了,国际小行星联盟批准了北京天文台的呈报,对陈省身先生授予殊荣,以“陈省身”命名一颗天外的小行星。陈省身先生说:“有趣,很有趣的事”。似乎好玩之心胜于激动之情。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祖国的数学。他以为中国是可以成为数学大国的,为此,他竭尽精力,消磨了他生命的最后年月。

2004年夏,溽暑炎蒸,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有一件事十分紧迫地时时缠绕着心灵。这种感觉来得突兀,来得猝然,得快快动手,刻不容缓。我不相信神的启示,但很多事使我对冥不可知的天地抱着敬畏。这高天厚地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它们之间那无形的业果,竟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立刻要画陈省身和杨振宁这幅大肖像画。这是陈省身先生2002年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提起的,当时我问是画肖像,还是画古人习用的行乐图格局,陈省身以为都可以,我答应了。此后,陈省身先生曾多次提醒我早动笔,也嘱葛墨林兄和裱画名师耿淑华催促,我总是告诉陈省身,叫他耐心等待。我相信真实的情感会使这幅画精美而生动,这是一幅世界科学巨人的对话,他们的友谊是科学史上的人文精神之典范:既有深邃博大、不可端倪的科学精神;又有温文尔雅、亲和诚信的东方风仪。

既开笔之后,我绝对是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智与奔突的热情交会状态。心往笔走,八龙蜿蜿,玉软并驰。那时,天地精神奔来腕底,一笔一划,无非生机。当陈省身先生双眸既出,我就断定了此画的必然大成,那莹莹而欲动的眼神,包含了他阅尽人间繁华归于淡泊寡欲之境的崇高,包含了他探究宇宙奥秘、深入不测之域的睿智,当头部画毕,陈省身先生已跃然入目,如闻瞥咳,如坐春风。一个半小时过去,由于激情,也由于天热,汗涔涔而透衣矣。

然后画杨振宁先生,这时最是艰难,由于我从不打铅笔底稿,下笔乾坤已定,非有峻极的本领不可如此从事。杨振宁的眼神必须落在两米远的地方,必须与陈省身先生的眼神相碰撞。这不是寻常的一瞥,是世纪科学峰巅的晤谈,目遇而神授,堪称传神杰作。在此,我无意伪为谦揖,我想,是两位伟大的人物给了我灵感,即前文之所“灵”。

大画既毕,先请葛墨林兄欣赏,他当时的惊讶和快乐难以言表,不停地说:“太妙了”,当晚他通知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第二天陈省身先生从天津赶到北京碧水庄园我的寓所,当轮椅推到这丈二匹的大画前时,先生大喜过望,几乎是高声地喊着说:“伟大!伟大!”接着玩笑地补充说:“我和振宁跟着这幅画不朽了!”我说:“你正说反了,我跟着描画的伟大人物不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的兴奋,比起那天上的小行星,这幅画似乎更“有趣”,“很有趣”。

第三天杨振宁先生带着一个留美的物理学博士来看此画,杨振宁说:“陈省身先生画得太像了,我自己看自己,不如别人看我”。于是他问博士,“你看像不像我?”博士说:“太传神了,太像了。”杨先生的兴奋不亚于陈省身先生,当晚他传来了fax, 激赏此画,尤其对画上题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和诗:“纷繁造化赋玄黄,宇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备极赞赏,以为虽英之大诗人蒲柏(pope)之作无以过。

然而,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六合的大雾笼罩着,天地一片茫茫,真个茫茫!巨人因心脏病倒下了。飞机停航。我从济南乘火车直奔天津,直奔天津医学院总医院。先生正在昏迷之中。奇巧的事发生了,当我站到病床边的时候,先生霍然醒来,睁开着一双大眼,口中模糊地发出“范曾,范——曾——”的轻微声音,而且颤动着右手,似乎想抬起来握手,我紧紧地握着先生的手,他完全没有表情,一会儿又昏迷过去。他一生最后讲的两个字,就是“范曾,范——曾——”,这光辉生命最后的一抹馀霞我见过了,那是平静的。天色渐暗,先生的心脏测仪上,由微波而划为一根线,一根绝对无情的线。

我和葛墨林、张伟平默默地将先生送进了太平间,时值隆冬,像地窟一样的寒冷,人们相顾流着无言的泪,更无语言,何须语言,夫复何言!

陈省身先生的女婿,卓越的物理学家朱经武先生说,“他是带着快乐走的,有三件事:小行星的命名,邵逸夫奖,还有他看到了您画的这幅画”。

从淌着血的心灵里流出了一首痛定思痛的诗:“大雾茫茫掩九州,中天月色黯然收,何期执手成长别,不信遐龄有尽头。一夕宁园人去后,千秋寂境我悬愁,遥看亿万星辰转,能照荷塘旧日鸥。”

南开园的新开湖畔,深夜里一片烛光,上万的莘莘学子,举着闪动的蜡烛,向我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告别。庄严肃穆,悄焉寂然,没有哭声,也没有抽泣。只有无法慰藉的哀思举起了崇高的无际光焰,象征着他智慧的光亮,这光亮曾照遍人类的几何学圣地。

告别大会隆重而悲哀,人们都记得杨振宁先生对陈省身先生的崇高评价,记得他诗中将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陈省身列为人类几何学的五座丰碑。卓越的数学家邱成桐先生说:“我们以毕生的精力,也做不到陈先生十分之一的工作”。我想,这不是谦虚之词。

人们在哀乐声中仰望长空,夜色已浓,那一颗闪烁的行星——陈省身已渐行渐远。

《散文选刊》卷首语:《何期执手成长别》实乃大器细工,其感润于文,其情透于纸,大师级的友好,大师级的境遇,大师级的性情,大师级的思想,全然融入了大师级的文字,而又从中溢放开来,让人慨叹出一幅生动画卷。文著一气呵成,诵读一口而终,从中可感者超越“数”之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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